12月11日-13日，由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改编的同名话剧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两个星期之前的11月30日，这部电影的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却因心力衰竭去世。如此不巧的巧合，实在让人不胜唏嘘。
《办公室的故事》是一部喜剧，它的喜剧性建立在苏联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上。原剧作当中，梁赞诺夫的种种设置不可谓不巧妙：故事发生在“统计局”——一个与数字打交道的地方。不消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局局长，听上去就给人一种严谨的感觉，更何况是一个女人。最终，无论事实情况如何，女局长卡卢金娜成为了一个众人口中严谨守旧的“老太婆”。而另一方面，男主人公诺沃谢利采夫却是在苏联工业体系当中基本无足轻重的“轻工业处”的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他胆小而平庸，嘴碎而自卑，还拉扯着两个孩子，邋遢的小市民形象跃然而出。
所有这些，都为话剧版《办公室的故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同时也无疑对剧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比如，在本剧当中，饰演女局长一角的冯宪珍便是电影引进中国后女局长的配音演员。这种设置固然是好的，但我们也不禁有此一问：既然有过极度出色的电影，甚至还有过极度出色的配音，那么同样是“耍嘴皮子”的话剧的出现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论是导演和演员，都应该在电影的基础之上重新给出自己的阐释，推出自己的新意，只有这样，《办公室的故事》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从电影到戏剧的转换和蜕变，而不是简单的致敬、追随甚至复制。
从演员层面上讲，所有人几乎都做到了“精确复刻”，甚至都不乏灵光乍现的瞬间。比如扮演舒拉的女演员李志新，在被局长发配回会计处后对秘书的一通发泄着实让人震惊。更让人震惊的是饰演诺沃谢利采夫的韩童生，他用极度个人化的肢体语言把人物进一步滑稽化，用更加夸张的手法展现出了这个角色的好笑与动人，使得一些场景甚至给人一种“这才是原版”的错觉。
从导演层面上讲，俄罗斯导演排俄罗斯戏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无论是极具时代感的装潢，还是特别复古的秋叶幻灯片，甚至是不断插入其中、引导剧情的对唱，都能瞬间将观众置于恰当的苏式氛围之中（尽管演员唱功略显尴尬）。另一方面，地铁的人潮、时尚的森系服装又让当下中国的观众心头一颤，瞬间拉近了彼时与此时的距离。可以说，导演亚历山大·库金在克制的中国化和原汁原味的故事之间找到了极其微妙的平衡，让中国观众既能有所共鸣，又不会因为让人感觉过于“中国”而出戏。更精妙、更戏剧的表现手法则是舞台美术的运用：前后两片格挡围出一个办公室，需要时前移平台上拉格挡，不需要时则后撤下滑，整个设计使得场景既有纵深又有高度，舞台利用程度之高令人咋舌。这不仅是两组人物同时出现的客观需要，更是导演匠心的具体体现。比起目前中国大多数话剧极度平面的舞台设计，《办公室的故事》或许能够给人很多新鲜的启示。
从将近三个小时的电影到两个小时的舞台剧，最大的转变还是节奏。然而从演出的情况来看，节奏的加快实在有些矫枉过正，有些时候甚至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连演员都根本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必须中场休息十五分钟才能继续。全剧在一个极其突然的接吻后宣告结束，之前缺乏必要的情绪酝酿，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撑，之后又再无下文，显得仓促而没有余味，由此也成为全戏当中为数不多但也最煞风景的败笔。这样的问题并不鲜见，除了导演的指导存在偏差以外，语言的转换也造成了不小的障碍。毕竟，《办公室的故事》不仅是一出“体制的喜剧”，更是“语言的喜剧”。
在《办公室的故事》当中，两段爱情故事相互交织，一段是老同学之间看起来极有可能复萌的旧爱，另一段怎么看也没戏的女上司和男下属之间的吵闹。让人没想到的是，老同学最终形同陌路，女上司和男下属却喜结连理。正如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命运的捉弄》和《两个人的车站》一样，《办公室的故事》讲的同样是“两个人”，讲的同样是“命运”，讲的同样是时空的偶然性之中存在的感情的必然。
如果说，梁赞诺夫的体制讽刺确有其时代性，但体制喜剧表象下的性格喜剧却意味着某种永恒。只要人类尚且拥有未被侵蚀殆尽的性格，喜剧便足以生根发芽。这也让人想起几年之前火爆得不行的审查官与被审查者的故事《喜剧的忧伤》，甚至是几十年前喜剧电影大师恩斯特·刘别谦的经典之作《妮诺契卡》——那不是体制与人的较量，而是人与人的碰撞。最终，“严谨”化为坚守，“平庸”化为诚恳，人的情感喷薄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