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
文汇报：您还有一个身份：北大中文系教授。您一边可以写理论和批评的著作，一边又可以写小说。我感觉这是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文字。您如何在这两者间切换? 您的学者功底对写小说有什么影响？
曹文轩：这个问题，如果在美国、德国、英国……也许不会成为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是个问题呢？
我想先说一个故事。废名先生是北大的前辈，他的短篇集《桃园》、长篇小说《枣》和《桥》，当年都曾轰动文坛，可以说是“农村题材，儿童主角”的最早创立者。可他后来不搞创作了，不是创作不出来，而是他认为自己不具备创作合法性了。我有一个老师是废名的学生，他有一天骑着自行车，在校门口碰到废名先生，废名叫他“下来下来”，专门郑重其事对他讲：“北大是不培养作家的。”我1974年进入北大，在欢迎新生的大会上，老系主任也跟我们讲了同样的话。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有这么一种认识：你是在书斋中研究学问的，你早就脱离了工农兵的生活，已经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搞什么创作？
可之前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是由一批既是学者又是作家的人书写而成的。鲁迅、沈从文、废名、朱自清……这些人当时都在大学任教，都做学问，同时也都是作家。放眼国际：艾略特是现代诗歌鼻祖，同时是理论家；萨特是存在主义大师，同时还创作长篇小说。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前的事实还是国际的事实，都不支持把研究和创作分开。
学者身份对我的创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之所以能走到领奖台上，我得感谢北大赋予我的高度理性，这让我拥有了洞察生活的目光。我把这种理性转换到作品中，变成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美的力量。有人评论说，曹文轩的作品里看不到理性的痕迹。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我在转换过程中做到了“了无痕迹”。
文汇报：我很想知道儿童文学作家在过日子的时候，在面对各种人生纷扰的时候，会怀有什么特别的心境或采取与众不同的处理方式？
曹文轩：心态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太复杂。这个社会已经很复杂了，你如果比它更复杂，那会很不舒服，不如简单一点，纯粹一点。人家常说，从事儿童文学的人更显年轻（编者注:曹文轩今年62岁）。这其实和心态有关，他们沉浸在童话世界里，和纯粹的美学打交道，遇事不焦虑。
有一些成人文学作家想改变一下写作样态，尝试着写儿童文学，成功率比较低，他们很难掌握儿童文学的叙述腔调。我说不清楚这“腔调”具体是什么，反正它就是有自己的腔调，并不是小儿腔，小儿腔我是反对的。反过来，儿童文学往成人文学转，成功率就很高。据我所知，王安忆、铁凝、刘心武、老作家浩然……这些成人文学作家最初的成名作都是儿童文学，他们转得非常自然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儿童文学是讲故事的，它对讲故事有一个基本训练，这是从事文学创作极重要的品质。莫言之所以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是个超强的故事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