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王临乙、王合内在洋溢胡同
在政治运动中不离不弃
抗战结束后，王临乙夫妇回到北平，王临乙应徐悲鸿之邀出任国立北平艺专雕塑科教授兼主任。1946年，他们在洋溢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安了家，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了48年，直到1994年搬进煤渣胡同中央美院的新宿舍。他们在洋溢胡同的住宅留下了一张合影，屋子干净而简陋，仅有的装饰品是墙上一张吴作人为王合内画的肖像，两人表情安静而喜悦。他们在这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立，也经历了运动带给他们的冲击。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作为总务主任的王临乙被诬陷贪污。为此王临乙被免除全部职务，接受隔离审查，受到逼供信的待遇，从未经历过如此冤屈的王临乙曾两度自杀，以证清白。王合内心急如焚，为了救她在中国唯一的亲人，她只得登门去求助于重病在床的徐悲鸿校长。在徐悲鸿抱病上书文化部要求彻查此事之后，王临乙才得以洗刷不白之冤。然而这次事件令王临乙的身心深受打击，患上了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
即使经历了这样的磨难，王临乙在获得平反后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王合内也在1955年成为第一批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这一年，夫妻二人在自家院子里抱着他们的猫合影留念，两个人的脸上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眼神依然执着而坚定。
王临乙、王合内的遗留物中有不少未经整理的文字材料，其中绝大多数是“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像王合内这样一位加入中国籍的法国人，也得用尽可能通顺的中文交代和抄写自己1949年之前的所有历史问题。他们在“文革”期间交代的主要历史问题其实翻来倒去就那么几件，而且都能说得清楚，但却要老老实实地交代，并对所交代的问题自觉进行上纲上线的罪名定性。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交代对于他们夫妇特别是王临乙来说，如铡刀悬于命门，精神压力极大。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王临乙夫妇心中除了恐惧和无奈，更多的是对彼此不离不弃的守护。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出现那个年代常见的“划清界限”，二人的心反而更加紧密地贴在了一起。
即使面对如此不公的命运，王合内也没有萌生过离开中国的念头。1976年王合内第二次回法探亲，对家人她总是说中国很好，她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她谢绝了哥哥的挽留，告别故乡又回到她的中国，回到她和王临乙的家。
她爱她的丈夫，她爱这个国家，爱得如此无怨无悔。她经常把中国称为“我的中国”，因为这里就是她的国，她的家。晚年的她曾经动情地说：“在那里，我有过痛苦，也有过欢乐，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无数英雄为了他们崇高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爱法兰西，我爱中华，她们同样占据着我的心。我对自己的一生并不后悔，尽管对一个年轻、软弱的女子来说显得那样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