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童生冯宪珍的定妆照
入行
打小，韩童生长在前门外的一条胡同里。因为出生这天是六一儿童节，父亲给他取名“童生”。 他为此开玩笑似的抱怨：“我这名儿起得不好，一辈子都是童生，考取不了功名。”
韩童生自幼酷爱听戏，他说爷爷在鹤年堂当股东那会儿，请的都是杨小楼鼓师的大徒弟到家里说戏，到了他这辈儿上，父母带上他，“行不行就到法源寺旁的票房去熏戏”，父亲司鼓，母亲唱青衣，像《苏三起解》这样的传统戏，韩童生那会儿看了不少。后来，熏出耳油的他也忍不住开始票戏，先老生，后花脸，“样板戏更熟一点”，唱得都是满宫满调。
上初中后，韩童生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快板、单弦、二胡、相声、诗朗诵，几乎样样精通，但他觉得给学校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他彼时“最辉煌的事”。
那段时间，一点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初中生韩童生，从早到晚泡在剧场，憋着看了几十场专业版的《白毛女》。他一边看，一边用小本子记音乐和调度的衔接搭配，“音乐进行到哪小节，哪个演员出场，又是跳了几步，怎么跳的，跳到了舞台的什么位置……”还画了几百张各种芭蕾舞动作的草图。
韩童生回来又是教同学、又是借服装，身兼数职的同时，还在剧中“当仁不让地出演了大春”，最终，这台学生版《白毛女》成为学校参加各种比赛、下乡慰问的保留剧目。
1971年，韩童生初中毕业，学校号召他们到社会上历练，他因为“文艺才能”没被下放插队，而是辗转进了北京物资管理局团委，一待就是七八年。那时韩童生虽然是文艺骨干，理想却是当“职业政治家”。“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吗？当时我特别兴奋。”
然而，政治家的理想最终落空，韩童生觉得自己“比较单纯”。不过“文革”结束后加入业余话剧队，却让他感到了更多的快乐。还是那间旧年听戏的工人俱乐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他和一帮“业余文艺圈”的朋友就照猫画虎地排上了话剧。其间，有两件事让他特别沾沾自喜，一个是主演了话剧《骆驼祥子》；另一个，在《骆驼祥子》里遇见了自己后来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她是大家出身，清高寡言，我年轻时长得也不漂亮，我琢磨着应该是有长相之外的东西吸引她了。”
一年后，凭着对“长相之外的东西”的信心，韩童生鼓起勇气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那是十年动乱结束后艺术院校首次招生，有六千多人报名。长得并不漂亮的韩童生一路厮杀，闯进决赛，“甚至通知了我参加最后的体检”，但结果却意外落榜。“人家都是1米85的大高个，个个浓眉大眼。”韩童生觉得自己是祖师爷没赏饭，“首先形象就没过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韩童生没想到最终还是等到了伯乐。他在考场演小品时，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雷恪生、孙庆荣一眼就相中了他，“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材”，他们问他愿不愿意来这儿，韩童生心心念念想离开物资局，一口就答应了。此后的两年里，他成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学员班的一员，同学中，有演员廖京生、盖克、张英，还有后来电影《苗苗》的女主演李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