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九蒸九焙后的滋味

2016-05-28 09:27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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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杨绛,九蒸九焙后的滋味

作者:唐山

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P&O公司的游轮赴英留学。

杨绛先生的笔下,没有孤独、虚无、反意义之类的炫词,却让我们明白,原来生命如此脆弱,它离不开自由的滋润与呵护。

杨绛先生曾说:我只是个业余作家。

所谓“业余”,是与“专业”相对而言。一般来说,当下专业创作以小说为尊,是西方文学传统在中国的延续,杨绛先生也写小说,但从数量看,散文创作更多,即以小说论,也偏散文化。一般来说,散文的文体形式相对成熟,小说的发挥空间则更大。

杨绛先生自道业余,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自谦在文本创造方面贡献平平。

确实,杨绛先生的写作技巧并不复杂,止于文从字顺、明白如话,而她文章中所含的道理亦浅白,并不是多么幽深,那么,为何能被这么多读者所接受?

杨绛先生的创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上世纪40年代,她接连写了几个喜剧,风靡一时,成名还早于钱锺书先生;二是在晚年,随着《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书出版,使杨绛先生成为著名作家。

对比这两个高峰期,不难找出某种共性:上世纪40年代虽中国仍在战乱中,但上海局势相对平静,近百年积淀而成的市民文化基础仍在,他们是喜剧最理想观众群体;而《干校六记》等则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因改革开放,社会迅速崛起,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需求。

显然,杨绛先生的创作较好地契合了这两个阶段读者的需要。

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创作样式较多元化,但受众群体小,此外,社会有更迫切、更具体的需要,正是在这种需要的压力下,后来数十年中国文学创作走上了另一条路,即工具式创作,文学被视为达成某种现实需要的工具,致创作日趋格式化、单调化。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在于它拥有自性,不尊重它本身的规律,就难出真正的好作品。回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国产名著,从今天的眼光看,艺术上均有这样或那样的硬伤,很难传诸后世,恰如孔子所言:“言而不文,其行不远。”

为何“业余作家”杨绛先生能突破这个窠臼呢? 两个因素不容忽视。

首先是杨绛先生写作中的幽默感。

在相当时期,幽默是文学创作中的稀缺品,因为幽默是反权威的,与差序社会格格不入。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就狠狠地批评过一位爱开玩笑的保加利亚同志,认为他有失尊重。确实,有的玩笑很粗鄙,最好不乱讲,可问题是,什么是幽默、什么是粗鄙,标准很模糊,在禁止坏笑话的同时,常常会将宽容也一并抹掉。

杨绛先生善讽,与家庭渊源相关,与后天学习相关,更与曾经的生活环境相关,在当时,能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人实在太少,这使杨绛的写作具有某种独特性。

其次是杨绛先生写作中的反现代性。

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曾赴日本、美国留学,回国后一度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因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而轰动一时,最终却壮志未酬,逝于抗战即将结束时。

因为有理想,便贸然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中,这本身很可能是一件残酷的事,因为个体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投入后的结果如何,都是未知数,用热血掩盖自己的未知,又如何避免“以创造天堂的名义建出地狱”的风险呢?

毕竟生活是无限丰富的,充满各种可能性,我们不能用工程思维去解决系统问题,否则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中。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明天证明得很清晰、很完美,可真正实践,则是另一回事。

事实证明,人类的理性未必能精确把握未来,正如股市,只要时间足够长,最好的计算者与最坏的计算者,彼此的收益其实差不多。所谓的预测与精算,并不比拼概率更有效。

从杨绛先生的创作中,处处可见强烈的“隐身”“归零”的冲动,她主动疏离于尘世,正如苏东坡诗中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杨绛先生不愿被裹挟,不愿成为潮流的一分子。这其中,有人生智慧的因素,可能也有对父亲人生反思的因素。

在杨绛先生的《隐身衣》中,杨先生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选择了隐身衣。

理解反现代性理论并不难,但能深入其中,并将其化为行动的人,则寥寥可数,这是杨绛先生创作的另一特色。

在当代作家中,也有一些人能融会这两种特色,但幽默感与反现代性均源自外国文学,运用失当,易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写冷笑话、发牢骚并不难,能将自身生命体验融入其中,绝非易事,而这恰恰是杨绛先生的擅场——她能将这两者与传统有机沟通,创作出普通读者也能看懂的文本。

为了实现二者对接,杨绛先生在写作中更多采取家庭视角,而非个人视角与上帝视角,从而在情感上找到了立足点。

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写道:“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多少人被这段话所打动,因为那是几代中国人命运的共同写照——背负着理想出发,却收获了累累伤痕,最终却发现,谋一间可遮风挡雨的居处,竟如此艰难。杨绛先生的笔下,没有孤独、虚无、反意义之类的炫词,却让我们明白,原来生命如此脆弱,它离不开自由的滋润与呵护。

人类创造文学,无非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只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要我们活着,就注定无法获得最终的答案。但不断追问,生命便会不断丰富,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问与思考的过程。

“九蒸九焙”之后,方可语人生。杨绛先生的文本不复杂,但文本背后的思考却深沉,它给人的回味亦悠长。

责任编辑:王双(QJ0015)  作者: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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