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忆杨绛:“她了了心思了,没有遗憾”

2016-05-28 09:20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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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和杨绛同在社科院共事的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在接受《书乡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说到了杨绛的“低调”。“她在地位上一点都不争吵,一点都不去要求什么。她在单位里1952年定了级,后来一直没调整过、没变过,好像很不公平是吧?那时在外文所,以研究为主,写论文才算成果,翻译不算的。但她不愿意写文章,怕写文章被人抓住把柄。”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文俊在原属于作协的《译文》杂志工作,因约稿的缘故,与钱锺书、杨绛相熟。因杨绛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了法语作品《吉尔·布拉斯》(由钱锺书校订),他登门拜访钱家当时还在中关园的居所,请求两位先生给《译文》先发一段。这么一件小事,钱锺书和杨绛却颇为认真讨论研究了一下,仔细挑出一段来,说这段不错,而且有独立性,能单独看。这才小心地给了李文俊。

后来,《译文》并到了社科院,李文俊和杨绛成了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在路上也会经常遇到,在李文俊的回忆里,见到时,杨先生“会很客气地聊一聊”,并不太多话。但大约在钱锺书写《管锥编》的时候,有那么三四次,钱杨夫妇客气地请李文俊和太太张佩芬(也是著名德语翻译家)帮忙去图书馆查点资料,或者还还书。“那些外国书太厚太重,杨先生和钱先生拿不动了,他们身体变差了。干校回来,身体就差了。”

下放河南息县干校时,李文俊的太太张佩芬和杨绛一间屋。这段短短的“联床之谊”,让张佩芬重新认识了杨绛。一屋四个人,最年轻的一个和成分比较好的一个先行占了两个通风较好的床位。张佩芬正要瞪起眼睛吵架,杨绛却笑着制止了她,指着憋闷的角落平静地说:“那么我就在这里啦。”干校生活乏味,杨绛却能每天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丈夫和女儿以及妹妹杨必的趣事。张佩芬有什么吃的了会给她一点,她吃一点,给钱锺书留一点。

后来《文汇报》记者也问道,如何能兼“自由”和“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她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堂吉诃德》,也是“含忍”的结果。1961年,翻译了四分之三的时候,被要求把“黑稿子”交出来,审查有没有毒。誊清的底稿只有一份,交给了造反派,丢了就没了。杨绛也曾想过“偷”出来,但最终还是硬起心肠作罢。直到1967年,遇到了一个熟人当学习组长,译稿才完璧归赵。杨绛那时的念头是:“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钱瑗1997年去世,紧跟着钱锺书1998年去世,接连失去两位至亲,杨绛遭受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最后这二十年,她却一直没停止工作,反倒还有点“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意思。李文俊觉得,这是因为她要“做一些事情来排除自己悲伤的心境”。“为什么能活到100多岁呢?是因为她要把钱先生的事情都处理完,她才放心。”——依然是“含忍”这个词。

这些年,杨绛一直忙活《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事情。钱先生看书勤奋又精通多种语言,时常把感想和看法写在笔记本上,各种语言杂陈。李文俊和张佩芬都帮助杨绛看过校样,特别是看看外文翻译、印刷有没有错误。杨绛还找到《围城》德文版译者莫宜佳,她和丈夫加起来懂六国语言,请他们帮着看。在前言里,杨绛会一一把这些帮助过自己的“年轻人”的名字认真写下来,予以致谢。

继2003年的《容安馆札记》、2011年的《中文笔记》后,《外文笔记》48册业已于今年3月推出,72卷的《钱锺书手稿集》终成完璧。李文俊说:“她了了心思了,应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要再做的了。丈夫不在了,女儿也不在了,她觉得自己可以走了,没有遗憾。”

责任编辑:王双(QJ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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