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瑶
作为作家，杨绛和丈夫钱锺书一样，在文学史上，占不到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主流位置。甚至她的身份，亦不是那么容易地就能界定清楚。当代文学史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先生写道：“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做翻译。她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撰写研究论文又是她的‘专职’。她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学者？翻译家？她否认自己是学者，又说写小说还停留在‘试笔学写阶段’。杨绛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从事写作已经几十年，作品数量却不多。……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读者对她的喜爱和敬重。据我了解，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胜许多了。”
杨绛像简·奥斯丁，写现实，却胜在对人生经验的透露和体察。晚年畅销不衰的纪实作品《我们仨》和哲思散文《走到人生边上》是这样，早年的喜剧作品和小说《洗澡》也是这样。1980年出版的《洗澡》是她惟一的长篇，写解放初“反右”运动中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经历改造的故事。用施蛰存的话来说，是“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杨绛和钱锺书是读书人，身边来来往往的也都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她眼中的俗常世情，免不了一些特别的谐谑和风情。在续集《洗澡之后》里，她还给姚宓和许彦成设计了大团圆的结局，像是一种保护似的，没让他们落入常见的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悲剧性渲染。
1981年出版的散文《干校六记》也是如此。新时期伊始，题材还显得有些敏感，出版方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有些忐忑，好在胡乔木用十六个字给出了肯定的评价：“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此“六记”体例模仿的是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也借用了后者在惨淡生涯中书写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情笔调，不全是苦音悲鸣。
不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的写作好像总和时代有距离，是时代“边上”的写作。左翼的文化话语中，她讲都市市民世界的喜剧；“伤痕”的血泪控诉声中，她讲属于知识分子日常中的一点点趣味。直到人们重新回到生活里来，才发现她的生活原来写得动人——对她来说，生活即是生活，不是附属于政治或其他什么东西的生活。
她在《文汇报》笔谈中坦承：“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这或者也是一种“隐身衣”式的辩护。但反过来，如洪子诚言，“这个辩护之所以得到关注，是由于社会情势和思想传统，近现代中国存在着文人、作家必须介入政治，承担预言和拯救社会责任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境下，才产生了杨绛式的对潮流边上、之外的生活方式合法性以及他们精神上也可能高贵的申述或辩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