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每逢春节，祖辈们都会恭恭敬敬地把年画张贴到墙上，用小笤帚轻轻刷拂，让它们妥贴地粘好。身后，喜庆的鞭炮冲天而起，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呼雀跃声。五光十色的年画，含有迎新喜庆之意，为百姓所喜闻乐见，成了每逢新年必定登场的年俗主角之一，它装饰着无数家庭的梦，点缀着一代又一代平凡的生活。
比起声名在外的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上海本土也孕育诞生了中国年画的重要一支———上海小校场年画。除了“好事成双”、“神虎镇宅”、“百福临门”、“天下太平”等传统题材，小校场年画的风格特点，便是聚焦上海的风土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并率先采用石印法。一幅幅海派年画成了时代变迁的艺术缩影。漫长岁月里，年画衍生形成一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人们在方寸画面里寄托了丰厚感情，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凶避邪，祈福迎祥。
时光流转，现代生活悄然改变了我们过年的形式，曾辉煌一时的上海小校场年画，如今更多印刷在明信片上，乃至变身为收藏界的宠儿。记者采访了相关民俗学者，回顾上海年画唤醒的本土味道和年味儿。
海上第一名园年画。上海张园，1882年为张叔和购得，园内西式洋房、影院、网球场、照相室等一应俱全，为当时沪人集会游乐之处。
1880年至1910年：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黄金30年”
上海年画，因制作木版年画的工场作坊大都集中在豫园西侧小校场一带，故名“小校场年画”。小校场原是旧时上海驻兵演武的地方，在今黄浦区旧校场路，后因靠近老城隍庙，成为纸锭、香烛等上海民俗用品的主要生产和销售场所。
1860年，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不少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坊的业主、工匠，为躲避战乱纷纷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清同治、光绪年间，旧校场年画盛极一时，短短200余米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
在社会激变最前沿的上海，小校场年画恰在此时脱颖而出，焕发神采。当时最负盛名的年画庄有飞影阁、吴文艺、沈文雅、赵一大、筠香阁等。之后，这些店铺除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年画外，还广泛聘请当时上海知名画家，周慕桥、钱慧安、吴友如、任伯年等名家都参与过年画稿创作。
传统年画中那种程式化荡然无存，小校场年画题材多样，技巧新奇，多取材民众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充满生活气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
其中既有表现小家碧玉尝试新式琴棋书画的题材，还有倡导发家致富的主题。如《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描绘十里洋场胜景，《中外通商》表现中西方交往，《虎丘山景致灯船图》推广苏州名胜，《合家欢》《百子图状元及弟》等年画由传统题材创新而来。回眸这些精美画面，洋人去教堂做礼拜，贵妇戴礼帽穿西服坐轿子，火车、马戏团等时事皆一一入画，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一览无余。
从1880年至1910年左右，上海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期大约有30年光景，现存的小校场年画绝大多数于这一期间印刷发行。这是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史上“最后的繁荣”，上海也因此成为当时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历史悠久，产地众多，但最后的繁盛和改变却都是在上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作家冯骥才曾说：时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决定了年画的兴衰。
千百年来，年画直接反映了市民百姓情感和愿望，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乡土氛围，承载了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
清末，上海已演变成海纳百川、华洋杂处、工商业繁荣、国际贸易发达的大都市，新科技运用频繁，中西文化交流广泛。年画是以销定产的商业画种，随着城市发展，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不可避免地会左右年画的生产。因此，上海小校场年画与时俱进，突破了表现传统题材的旧习，及时反映上海国际新都市的新事物、新风尚，大量市民趣味渗入画中。
在近代上海文人画家中，吴友如、周慕桥两位画家对小校场年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吴友如主编《点石斋画报》时，周慕桥即是其得力助手，周慕桥很多画作对当时社会世俗进行了再现式描绘，笔下不仅仅是传统绘画中类型化的才子佳人，或概念化的亭台楼阁，而较多着墨现实生活中的市农工商和车船光电，适应了上海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广受瞩目。
大量年画传神勾勒出市井各业百态，生动再现了修马桶、炒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拉人力车等上海滩新老行业混杂交融的风貌。如《新出夷场十景》等年画中，蕴含了不少当时市民生活的特定场景和语言，这对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民俗流变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又如《三百六十行》等年画，作者对“妇人坐轿男人走”等西方礼节表现出强烈好奇，其题画诗曰：“妇人坐轿男人走，后面跟只好猎狗，外洋风俗更稀奇，打躬怎消牵牵手。”活画出当时中外风俗的碰撞及国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