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
孙甘露（作家）：先锋作家写作转向，指向中国作家在写作时是更多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还是更多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选择问题。试图接续中国文类传统的现当代作家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阿城、何立伟等，文气思想，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融当下生活于传统意蕴之中，令读者更怀念他们的辞章之美。而那些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现当代作家，态度、立场、观念，着力于文本和现实的差异和歧见，以及拼音文字构词法的挪用，伴随着套用的外来语法，令词义和表达在唤起陌生化经验的同时，也像是句法和词义的错置，他们本着对现实对应物的深入的质疑，仿佛是一种语言的逃逸。
李浩：以我个人固执的偏见，我部分地认为，部分先锋作家的转向是种媚俗，他们被“强大”说服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的内趋力不够，被早早耗尽了。如果我不惮多出些恶意，他们之中，是否有些人，本质上就是追求光环，希望自己适度保持于风口浪尖，随着波峰之高低而做出的个人调整？当然，转向的某些合理性我也认可，譬如他们尝试变化，尝试对现实的切肤发言……在经历最初的草创期之后进行调整修正是我认可的，也是必须，这也是先锋性、创造性的内在诉求。必须要有不断的变化，任何因循、复制都是要警惕的，但这个调整，必须是艺术的要求，是冒险的要求。
张清华：先锋写作转向，一方面这是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又接近于一个伪问题——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呢？同时又有哪一个作家会变成另外一个作家呢？任何写作者都在变与不变之中，不可能不变，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余华写出了最为繁难的作品之后，又写出了最为简约和看起来“容易”的作品，他完成了自己的自我证明：即，我是那个写出了《世事如烟》和《现实一种》的人，但我又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才有意义。如果没有早期的“极难”来证明，后面的“容易”就显得可疑和缺少意义，反之亦然。先锋试验之后文学终于结出了正果。这要联系起来，历史地看，才会有正确的看法。
杨庆祥：第一，先锋作家的转向是现实语境改变的自然结果，不要说先锋作家，中国绝大部分作家都没有处理好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第二，韩寒和郭敬明根本就不能算先锋写作，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媚俗的写作之一，恰好是先锋文学需要反对的。先锋文学实际上只是一个圈子文学。但这并非是先锋文学的缺失，因为先锋的含义本来就意味着远离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觉得先锋作家后来一窝蜂“转向”，表明了他们美学上的不彻底性。
先锋言说可打破文化硬茧
张清华：截至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先锋文学作为“运动”即告终结了。之后的创作更多地成为个人性的现象。好像先锋文学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请注意，八九十年代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的不是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也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冲开了一角；而今，则差不多是俗文学不给先锋文学留空间了。先锋文学的遗产之一，是告诉我们中国文学依靠什么、如何走向了世界。如今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我以为就是，他们用了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的眼光，来讲述属于中国人的故事，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反思。当所有写作者和读者享有这一切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些当初的开拓者。
张闳：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需要通过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有时是颠覆性的言说。唯有这种激进的先锋言说，方可以打破文化的历史硬茧，刷新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验，并使历史的经验得以充分的表达。被充分表达过的经验，才可以真正进入到文化当中，成为文化生生不息的养分和动力。先锋文学是一次重要的表达尝试。而其所开启的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尚处于未完成状态。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创新精神。当一个时代的文化归于沉寂和软弱无力的时候，这种创新和变革的冲动，就会被激发出来。或者说，有生命的文化总是处于这样一种未完成状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