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人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物质主义与精神生活，更纠缠在对于乡土社会、现代社会和各类新媒体信息茫然与辨识的混沌之中。与此同时，深度植入日常生活经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也在2015年修生养息的平静中呈现出了新的特质。
“时代新人”与常态社会的现代人格
“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分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文学提出的重要问题。在生活欲求获得基本满足的条件下，现代中国人终于可以在非战争、非饥荒、非政治斗争的社会语境中开始“现代人”的选择，这也是现实生活对于中国文学提出的新命题。
新写实以来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更多在个体庸常经验的生活层面回应市场经济时代的物质和欲望表达，先天设定这种生活状态的合理性，通过削平深度、消解崇高来解构曾经异常强大的诗道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干预，同时也不自觉地远离“人的文学”及其人文传统——文学多是“时代庸人”的一地鸡毛，“时代庸人”成为文学所建构的“中国人”自画像，群体性的功利主义和矮化人格竟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共识。随着常态现代社会的日渐形成，更多中国作家开始反思“时代庸人”与个体人格、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现代个体该有着怎样独立自主的选择和判断？如何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建构“时代新人”？本年度的几位“时代新人”体现了中国作家对于中国人现代人格精神的文学想象，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等重要文学命题的重新思考和现实回应。
阿来在中篇小说《三只虫草》里，借助藏族少年桑吉，阐释了一个大的转型时代，中国个体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物质主义来势汹汹又和实际生存境遇切实相关，宗教灵性和现代知识文明还远未相辅相成，个体该如何选择自己踏实可行的未来？又如何给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启蒙与心灵的安适？这种困境溢出了城市或乡土经验对于个体人的限定，在一个更为辽阔的层面为时代构建一个灵肉皆备清新刚健的少年新人。阿来表达了信息时代科学依然为人类孜孜以求，同时又剥离了工具理性的权威性，穿透时代的浮华进入到对于“人”的宗教、文化更深层次的内省。
石一枫则塑造了现实生活的传奇人物安小南。安小南在日常层面是平淡无奇的，甚至于是一个非成功人士，但他无疑抵达了无数当下庸众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有所选择的生活，从而获得一个平凡现代人活着的尊严。当时代庸人们以俗世的眼光和机巧在城市中麻木生存的时候，安小南就是那个试图从沉沦肉身和坠落灵魂中超拔的西西福斯。
在荆永鸣的《较量》中，主人公钟志林终于从灰色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叙事，转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世俗权力生存网络的较量。这个人物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是否赢得了这种较量，而是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以个人良知和道德开始反省犬儒生存和乡愿冬烘。在没有理想主义、政治信念乃至宗教信仰的支撑下，人何以为善，何以判断善与恶？如何自律和宽容？现代人文主义和理想启蒙是否依然有效？作家在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中叙述了一个和现实逻辑抗争的中国现代智识分子形象。这一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的确属于稀缺物种。
路内
“好好活着”与人道主义内涵的延展
本年度的文学文本以“慈悲”呈现出对于人和历史内在和解性的解读。如果说上个世纪以来的伤痕、反思文学是控诉活着的苦难和不公，那么同样的题材，当下的叙事则转入对于生存自身的悲悯和宽容——“好好活着”成为人道主义新的内涵和意蕴。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灰色小人物的叙事，作家更多是以同情的笔调叙述被压抑个人的没有尊严的生存，《骆驼祥子》堪称代表作。与此同时，沈从文、汪曾祺笔下中国乡土中的尊严和性情在当代历史和当下情境中又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隐喻。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是否就真的没有可能去建构有尊严、有担当、有心胸的小人物？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路内的《慈悲》则提供一种叙写灰色小人物的新路径。《慈悲》呈现出对于上个世纪工人群体生活经验的透视与剖析，体力劳动者的盲目和本能冲动呈现出路内一贯边缘叙事的风格。然而，在动物般糟糕生存的同时，作者又赋予水生和师傅坚韧静观中的宽厚与体谅。这是中国青年作家开始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笔调来叙述和自己异质的生存样态，在这样的叙事中，时代新人水生正是在对于他人“不能好好活着的”坚韧同情中，由现代个体的孤独荒凉走向人道主义。
女性在近三十年的文学想象中被欲望化为一个个扭曲变形的符号，从红颜祸水到玉体横陈，从妻妾宫斗到职场小三……写尽了“女”和“性”，却没有写大多数女性在这个时代付出最多的事情——好好过日子。张策《宣德炉》中的女主人公张丽芸不断重复一句话：好好过吧。“过”字裹挟着太多的意绪和情感，对于大多数无法倾诉苦难的人来说，沉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隐忍那种埋藏在心里的苦难才叫坚强，这种隐忍让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严和历史感。张丽芸是旧时代的姨太太，属于灰色小人物的底层，正是这样一个女性在极端政治化的年代，以自己的坚韧和聪慧在重重苦难面前完成了属于个体精神的历史存在感。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是中国青年写作又一个令人惊艳的文本。现实和历史是扭曲纠缠的双面透视镜，作者更多是通过倒转的望远镜来叙述暴力与苦难，现代个体在人性救赎的路径上依然可以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关乎智识，更关乎心性。双雪涛笔下的“时代新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复归了1980年代人道主义的文学传统，又有着中国古典美学哀而不伤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