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
“社会问题小说”与文学重张启蒙之实
大众文化时代，新媒体让地球人几乎同步获知最新资讯，然而人类最恐怖的事件也仅仅维持几天的热度，就会被新的事件所替代。每一个人都会很快迷失在新的问题中，从而对被刷过屏的旧问题熟视无睹。由此，新媒体尽管有着迅捷和海量的优势，依然无法直击社会问题深层的精神困境与人性维度的复杂性。文学作为个体手工劳动具有“慢”的特质，这恰恰可以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沉淀、打捞和梳理，从而站在一个更为人文的高度和以艺术的方式去重新呈现时代精神病症和时代问题。叙事文学以反观世道人心和时代精神气质为己任，所谓以文学的面目触及社会问题，以文学之名张启蒙之实。
相对于百年前的“社会问题小说”，当下文学更多面对的是传统与现代转型裂变中道德伦理和价值失范的中国人及其精神困境。饮食男女是中国世俗社会最重要的现实问题，而恰恰在最根本的食品安全、老年化、妇女婚姻和智障边缘人群中，社会问题更为突兀，其所暗含的精神文化问题就更加让人不安。须一瓜的《别人》通过女记者庞贝揭示出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之下，每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是如何回避自我、他者真实的生存状态，从自欺与欺人延伸到个体与群体、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倾轧与伤害。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东西方文化中的“童叟无欺”和“契约精神”竟然都了无痕迹，这无疑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观心自省。于怀岸《原路返回》从老年人个体的角度，去反思现实生活中如何“向死而生”的问题。面对着失落精神寄托的老病生活，中国老人们无力地抵抗着死亡黑暗的压迫。姚鄂梅《傍晚的尖叫》描述了老年妇女穷途末路的婚姻和精神状态，带着急迫中的狼狈和辛酸，却有着一股坚韧中的硬气和悍然。弋舟《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揭示了当下几类空巢老人生活上的孤苦无靠或精神上的孤独无依。对于一个有着父慈子孝传统伦理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文理想的中国人来说，老无所依和老无所养就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文化精神命脉的诛心之痛。申剑《白衣胜雪》借医患题材提出了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关乎功利主义的人际关系，而其本质则在于人对于活着之上的“善”和“道义”的“不信”。医者仁心依然是建立在医德为先的基础上。
现代文明让更多的普通人获得教育和知识，从蒙昧走向心智的清明和理性的成熟。然而对于智障人群来说，他们的生存境遇决定于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方式，一个社会对待智障群体的态度实质上折射出人们真正的文明程度和教养水准。钟求是《找北京》、孙频《圣婴》和雷默《傻子和玻璃瓶》通过对于智障者精神情感状态的摹写，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欲求，也透视“他者”对待智障者的不同镜像，提供了对于人性更为丰富的观察和考量。
中国人当下的婚姻状态依然是暗流涌动，婚姻暗疾往往是社会隐疾最好的注脚。川妮《暗疾》和艾玛《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深入人性幽暗隐秘的路径，从婚姻暗疾观人心的荒凉与颓败。雨桦《母女》塑造了一个享乐主义女性梅姐，恰恰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下女性极其有限的精神生长能力。梅姐漂浮在当下的婚姻和日常之中，身形在享乐主义中日渐委顿，精神之荒凉则如游荡在荒原的鬼魅。当下婚姻暗疾和女性精神的困厄在于更为深广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当资本和传统男权一起向女性和婚姻全方位侵入的时候，女性及其婚姻则陷入更加复杂困厄的境地。
城市经验、乡土忏悔与“国民性”问题的再叙事
严复最早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批判中国国民性：“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鲁迅一代延续着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轨迹，着力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深度摹写和反省。当下对于城乡生存经验的摹写并非在于批判性的揭露，而大多在同情之理解中探讨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问题，这也可谓是现代文学“国民性”问题不同方式的延续。无论怎样的国族与社会，接受功利主义生活逻辑的人往往沦落为心理阴暗、势利逢迎、暗箭伤人的庸众与小人，实在如严复所言“作伪和无耻”。这种现象原本很正常，不正常处在于对于这种“作伪”的宽容和对于这种“无耻”的麻木。本年度几个文本集中探讨了职场生活对于人性的侵害，表达的却是当下中国人对于现实生存功利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从而凸显出对于重构现代中国国民性的文学想象。尹学芸《士别十年》提醒当下深陷职场的阅读者：当办公室政治对人性进行侵蚀的时候，个体自我是否有过挣扎与反抗？在这个文本中，中国人面对所谓现代日常的两难和尴尬以追问的方式呈现——世俗的成功是否以丧失常识和常态生活为代价？当下国民的劣根性恰恰是流行的精致利己主义，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你，自知吗？李治邦《辞职》题材老套，所提出的问题在于现代个体人面对职场和官场的职业伦理和操守。小说建构了一个选择个体自尊的现代人形象，从而在文学想象的层面对深陷被动生活的懦弱者们施以精神的援手。少鸿《石头剪刀布》则彰显了更多中国庸众的生存现实，这些人不再是无知无识的祥子们或老潘们，他们知道自己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却懒惰、软弱，在浑浑噩噩的慵懒状态中也会涌起麻木中的自省与抗争，但是最终会被强大的现实生活所裹挟，默默退回庸常的沉沦中，无力自拔。然而，这种妥协中的自省和微弱的反抗依然给人以人性复苏的希望与光亮。
本年度乡土叙事依然有力。在乡土伦理和价值坍塌的裂变中，新乡土叙事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乡土人物自身主体性的反思能力，中国国民性终于开始在乡土个体中生发出自我的觉醒和对个人自尊的维护（当然不能否认更大范围麻木状态的存在）。杨仕芳《而黎明将至》以忏悔意识惊醒乡土叙事沉重的伦理重负，给予乡土人物以人性的自觉和尊严。陈继明《芳邻》重新叙述当下农村中的“失败者”形象，其重要意义在于对农村巨变时代的失败者予以足够的理解与尊重。杨凤喜《玄关》以一个轻巧的象征，隐喻这个时代城市与乡土之间的隐秘关系和撕裂的痛感体验。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深刻的隔阂内化到父子之间无法沟通的文化异质感，同时深深刺伤无法隔绝的血脉亲情。“我”——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生活在城市的小知识分子，因为乡土血脉和农民儿子的身份，锥心地倾诉了作为一代人的忏悔和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