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家残雪、格非分别推出长篇新作《黑暗地母的礼物》、《望春风》，几位曾经领文坛先锋的先锋作家近年来频频出版新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残雪、格非、刘索拉、徐星、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作家，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以创新为号召的“先锋文学”浪潮。三十年前，先锋文学如何发生？三十年间，先锋文学经历了怎样经典化的过程？在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学如何创新？
当下文学无法避开先锋的经验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这是个独有或者专有的词汇，虽然它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意识流、六七十年代而下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等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的产物，但我又不认同它只是西方文学渗入的产物。对此我已经在将近二十年前写过一本《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来探讨它的起源，认为是源于“文革”时期地下状态的启蒙主义写作，在早期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则逐步置换为存在主义。在近三十年中，其精神与艺术的元素已经渗透到现今的文学之中，遁形于无迹，但却又成为了文学的骨血。
张闳（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的“先锋文学”含义模糊，时间、范围，乃至其特质，均难以界定，而中国的“先锋文学”则特指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一种文学潮流，而且往往以“先锋小说”为代表，其规模和代表性作家的构成，均有明确所指。甚至，文学研究界习惯性地以“1985年”为时间标识。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在当时就有所谓“85新潮”这样一个称谓。事实上，“85新潮”所指的并非仅仅是文学，而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整体性的文化艺术新潮流，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建筑，以及学术文化。许多先锋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发表，实际上晚于1985年，如余华、格非，主要作品多在1986年之后发表，但倘若没有“85新潮”的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他们的作品很难被发表。而一些早于1985年就已经写成的先锋作品，如马原、残雪等人的早期作品，大多写于1980年代初期，但也要等到“85新潮”阶段才发表出来。
先锋小说在那几年集中出现，并且大多在几份观念前卫的杂志——如《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花城》、《钟山》等——上发表，呈现出一种“井喷”现象。“先锋文学”的重大意义在于，自从它出现之后，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路径从此改观。之后的写作，无论属不属于先锋派，都无法避开先锋文学的经验。
一两百年后只有鲁迅值得讲？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谈经典化是一个很危险的话题，对当代文学来说尤其如此。经典意味着要经历严格的时间筛选和不同世代读者的阅读检验。这一时间过程非常漫长，王晓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再过一百年两百年，可能现代文学史就只剩下鲁迅值得讲一讲了。所以现在无论是谈先锋文学的经典化还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都为时尚早。
张清华：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不存在“过早”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相对的，相比于托尔斯泰和鲁迅，可能马尔克斯与福克纳都经典化得“太早了”？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站不住脚。因为与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比，可能托尔斯泰和鲁迅也有点早了。这种比较是没意思的。你当然也可以“颠覆”——某种意义上经典就是供后人阅读、批评和颠覆的，但颠覆可能会反过来更加强和加速其经典化。我之所以看重先锋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难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艺术探险上曾经达到远足之地——如果认真细读过、并且真正读懂了先锋文学，便一定不会对其有过于轻薄之论。单纯从“难度系数”上也说不过去，很简单，一个体操运动员一生所做过的最难的动作，便是他所达到的专业高度的标志；先锋文学在最低限度上说，也称得上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难度系数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无可回避、不可绕过的。
李浩（作家）：对于所谓经典，我部分地认可卡尔维诺的标准：“一部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我更看中文学的内存品质，我更看中，它永远不被穷尽的丰富和复杂。对于所有“被经典化”的作品，我都会以这样的标准重新衡量。经典化，必须首先从文学质地和问题的重要性上来衡量，有时得抵抗其它因素的介入，之所以不得不将证实或者证伪的权力交给时间其理由之一恰因如此。我也愿意横向：将一百年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大盘里比较和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