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我们就能明白，“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设，从强化“舞蹈表意”乃至“舞剧叙事”的功能来考虑，那种复活古代的某个“造像”、粘贴历史的某种“文化”实乃“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然，这并非说我们都要好高骛远、大而无当地去追寻“屠龙”之术，但确实应树立“雕龙”的“文心”——借助“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既有成果来开掘其“动作叙事的表现功能”。我很同意刘侗院长用“戏曲舞蹈”来“反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主张，虽然他没有说明以何“反哺”、如何“反哺”；但他力主创排舞剧的做法已然体现出强化“动作叙事”的主张。对照当下舞蹈教育界要求“中国古典舞”改弦易张的某些主张——比如认为“戏曲舞蹈”是中华文化自“汉唐气象”以降的已然式微的舞蹈形态，非“汉唐”无以谈“古典”，这其实远没看到“戏曲舞蹈”动作叙事功能的极大增强和舞蹈审美风范的系统完善。“当代中国古典舞”主要创建者之一的唐满城，曾在《对戏曲舞蹈的再认识》（载《舞蹈论丛》1981年第1期）一文中说：分析“戏曲中被公认为最富于舞蹈性的节目如《挑滑车》、《林冲夜奔》、《小放牛》、《秋江》、《三岔口》、《拾玉镯》、《盗仙草》、《闹天宫》、《贵妃醉酒》、《昭君出塞》、《霸王别姬》等，很明显看出所有的舞蹈都是由两个主要因素构成的：一是人物的身份决定了舞蹈的基调，二是唱词的内容决定了舞蹈的动作、组合的结构……几乎所有舞蹈都是在人物形象高度典型化之上具有比拟性、解说性”。这其实意味着，“戏曲舞蹈”对我们“开掘舞蹈动作叙事的表现功能”是极具现实性和启示性的。
我不知道刘侗院长高举的“用戏曲舞蹈反哺当代中国古典舞”大旗与邓一江总导演主张的“开掘舞蹈动作叙事的表现功能”是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但我认为二者对于当代中国的舞蹈文化建设都是具有积极意义，并且都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我们现在都在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讲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选择中国“好故事”并且怀揣“敬畏心”；接下来就是“用什么讲”和“如何讲”。如果说，刘侗院长的“用戏曲舞蹈反哺当代中国古典舞”在申说“用什么讲”；那么邓一江总导演的“开掘舞蹈动作叙事的表现功能”则是在探索“如何讲”。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用动作风格比较纯粹的戏曲舞蹈来进行演述的舞剧《夕照》，你根本不会因对它动作风格的熟悉而感到陈旧，反而会惊叹于它那醇厚韵味在叙事功能的开掘中所生发的簇新意味，会惊叹于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何以会带来“意味深长的舞”。记得戏曲界有“人捧戏、戏捧人”的“人戏互捧”之说，舞剧《夕照》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舞剧创作也会有“舞捧戏、戏捧舞”的“舞戏互捧”状况，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更有利于我们去创造“意味深长的舞”——它不是追求“纯粹风格”，而是开掘“表现功能”的产物。我由衷期待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能联手邓一江“二度梅开”，使戏曲舞蹈的“反哺功能”和动作叙事的“表现功能”更上层楼。
（作者于平 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