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乐队
民谣何处去？
“还是需要练就独门绝技”
“作为音乐的民谣并没有火，火了的是作为现象的民谣。”聊到民谣的现状，郭小寒总说自己的看法有点“反动”，身为前媒体人和音乐行业的参与者，她看到的，其实是网络时代里音乐与听众在自媒体上的集体狂欢。
豆瓣网是中国文青最大的聚集地，正是在那里，民谣进入了文青的视野。2004年，因成员小索病逝，“野孩子”乐队一度解散，作为一名乐手的张玮玮觉得有点“活不下去了”。看着李志的《梵高先生》在豆瓣网上疯传，有朋友帮他注册了豆瓣音乐人的账号。“这才知道电脑不只是复制粘贴、打几个字那么简单。”于是，张玮玮开始把自己录的歌传上网，偶尔也发几句感想。收到来自豆瓣网友的反馈，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唱歌也有人听！”2008年底，从乐手转型为主唱的张玮玮，在江湖酒吧开了一场小型演出，来的人是他的第一批歌迷，大多数来自他的豆瓣小组。“那感觉就像在开网友见面会。”张玮玮到现在都觉得神奇。
互联网促成了音乐人与歌迷的直接互动，音乐却成为文青们在自媒体上的“刷屏利器”。2013年，当左立在《快乐男声》上翻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时，几乎所有人的微博都被这位“有故事的女同学”霸占。当赵雷的《南方姑娘》蹿红，很多文艺青年的相册里，都多了一张穿着麻布裙、走在江南古镇或是坐在木质阁楼上的“标准照”。去年，罗永浩推出锤子手机，铃声是定制的李志的《米店》以及左小祖咒、“野孩子”乐队的个性曲目。一时间，《米店》又成为情怀党们在朋友圈里反复分享的曲目。“大家关注的都是董小姐是谁、‘野马’又是谁，发文章的都说听歌之后想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女友，音乐本身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郭小寒说。
本来，民谣音乐作为流行音乐下设的一个部分，与后摇、布鲁斯等并列，但现在，通过互联网流传的民谣却成了文艺青年的自我标签，听民谣似乎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情。“这是一个以消费‘文艺’为荣的时代，没有董小姐，也可以是刘小姐。”郭小寒说，“民谣的门槛不像古典音乐那么高，它有故事，有情节，文青们很容易在听歌时自我代入，再配上感慨的话转发出去，就成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筹码。”
在著名音乐人、音乐制作人卢中强看来，互联网的确把民谣音乐“推”到了大家面前，说作为“现象”的民谣火了也无可厚非，倘若民谣想真正地红火起来，还得靠作品。“或许这只是我个人武断的看法，想想现在传唱的民谣音乐，大多数还是2000年前后的曲目。”卢中强说。
“我确实需要躲起来练练功。”在音乐风格上一向求新求变的万晓利似乎也这么觉得。去年，他从打拼了多年的北京撤出，搬家到杭州，过上了隐士的生活，“安静安静，练练独门绝技啥的。”从北方到南方，万晓利丢弃酒精，戒掉烟瘾，五年没发布新专辑的他，在今年春天推出了《太阳看起来圆圆的》。同名主打歌中，万晓利故意夹杂了一段尖锐的噪音，被网友称为“万总的实验转型音乐”。
其实，万晓利不是第一个从北京“出走”的人，不少民谣音乐人都感到需要静下心来再写新歌。早在四五年前，“野孩子”乐队成员和周云蓬就已陆续搬家到云南大理；马条虽然还在北京，但也搬到了离机场不远的五环之外；唱着《红布绿花朵》的小清新范民谣组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同样从已成繁华闹市的海淀转移到通州。“我们更像是手工业者，要有自己的作坊和田园。专心过生活，才能好好写歌。”小娟说。
“民谣音乐需要的是更有辨识度的声音。”卢中强认为，民谣之所以能被认可，就是因为有旗帜鲜明的个性化创作，如果所有的民谣都走文艺范，那就又变成了千人一面的口水流行歌。“民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既可以是城市小调，也可以像苏阳发掘宁夏的民歌‘花儿’，像马条融入新疆的音乐，还可以像川子那样融入北京琴书，这样的民谣生态才丰富。”
放眼望去，这些在电视与互联网光环照耀下的民谣音乐人如今散落各地，或许，他们在吸收各地的湖光山色与民间小调时，正在酝酿着民谣音乐的真正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