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年前一首《董小姐》像“野马”一样闯入人们的视线,民谣就成为了音乐界的热词。近段时间来,借着《南山南》唱红《中国好声音》舞台的热度还未退下,“好妹妹”在4万人的工人体育场、“野孩子”在工人体育馆相继举办演唱会,万晓利、马条、周云蓬等民谣音乐人也纷纷从Live House走进剧场,民谣演出市场出现少有的火热场面。
但是,在“民谣火了”的光环之下,民谣音乐真的迎来了春天?渐渐脱去小众标签的民谣,又将何去何从?
万晓利
民谣的春天?
更像是无心插柳的秋天
“老周,我爱你!”11月27日晚,一个女孩子尖利兴奋的声音从世纪剧院一层座席中冒了出来。
“把你的名字留下。”头顶贝雷帽、戴着墨镜的盲人歌手周云蓬“依声辨位”,冲着台下声音传来的方向回喊。
听到台下的叫喊,老周很兴奋。显然,他也有点拘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剧场办自己的专场演出。原来的他常“出没”的地方都是酒吧、Live House,甚至还有地下通道。向这位热情的女粉丝喊完话,听到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笑声,老周连忙补一句:“开玩笑啊。”手下一个失误,吉他“滋儿”地一声错了音。“哎呀,对不起。”他脱口而出,诚恳的样子又一次惹得观众哧哧地笑。
说来很巧,就在周云蓬在世纪剧院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同一天,曾在《中国好歌曲》上献唱《傻瓜》的马条,在武汉的湖北剧院举办个人演唱会,李志赶过去为他助演;而被称为民谣界前辈的“野孩子”乐队在上海举办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小河、莫西子诗,还有老狼在上海齐聚。就在一个月前,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几乎是同样的阵容刚刚为“野孩子”庆过生。再往前追溯,9月12日,“好妹妹”乐队破天荒地以众筹的方式筹集了236万元的资金,在工人体育场办了一场四万人的演唱会,声势极为浩大。
说这场在工体场的演唱会是流行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并不为过。以往,拥有上万座位的工体场“接待”的多是周杰伦、陈奕迅、邓紫棋等港台流行音乐人,对于登上剧场演出的机会都很少的民谣音乐人来说,登上工体场的舞台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而在这几个月中,民谣音乐人不仅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还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了出来,在全国各地的剧场和体育场馆频繁举办演出。一时间,“民谣的春天到了”的说法传遍了全国。
“民谣的春天?”在登上世纪剧院舞台之前的几天里,周云蓬自己也不停念叨着这几个字,然而还没等考虑到“春天不春天”的问题,他的思绪先在“民谣”两个字上停了下来。“民谣,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民谣’。”老周突然说。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老周还是个在东北读书、卖唱的眼盲学生。在他的印象里,“民谣”说的是老狼、高晓松等人传唱的校园歌曲,“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类,唱起来都白衣飘飘的。”当时的老周最喜欢和最羡慕的可不是这些,而是崔健的摇滚乐。“那舞台多有气势,乐队多阔气!”用老周自己的说法,他就像哈姆雷特感受到父亲的魂魄一样,在摇滚音乐的“感召”下,背着一把吉他来到了北京。
“谁不想做大的乐队,但是做不起!谁不想买电吉他,也没有钱啊!”一没排练室,二没好音响,三来更没有自己的乐队,来北京的周云蓬只能抱着把最便宜的木吉他卖唱。从圆明园“摸”着盲道走到北京大学南门,从中关村坐上375路公交车到西直门,这些“露天舞台”才是他的地盘。“一开始是翻唱别人的歌,唱多了觉得无聊就开始写歌,不过还是没钱组乐队,那就自己唱。”
其实,和老周有相似经历的民谣音乐人并不少,“野孩子”乐队里的张玮玮就算一个。1998年,在兰州玩乐队玩不下去的他一个人闯荡北京。同样买不起电吉他,他就用一把木吉他在北京的小酒吧里卖唱,之后陆陆续续地认识了万晓利、小河、马条等一大批现在被认为是唱民谣的歌手。
“一开始都没有民谣的说法,好多人是奔着摇滚来的。”张玮玮猜想,大概是他们单枪匹马的弹唱实在没法和摇滚的大乐队相比,2000年之后,这种一人一琴的“简装版”弹唱慢慢被人说是“新民谣”,后来干脆被统一说成“民谣”。“一开始我们也不认同,还互相‘嘲笑’,‘你看你们这些唱民谣的。’”张玮玮说,“不过后来这么说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就懒得解释,就当自己是唱民谣的。”
这一懒就懒到了现在,当“野孩子”、万晓利、小河、马条出来唱歌的时候,他们头上的头衔都变成了“民谣歌手”。演出一多,“民谣的春天”的说法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不过,在业内人士眼中,无论是“民谣”还是“春天”的说法都太含混了。“那些几十年前抱着摇滚梦和乐队梦来北京打拼的人,该散的都散了,剩下来的只有这些,就变成了大众眼前的民谣歌手。”乐评人、乐童音乐合伙人郭小寒这样说。听她的口气,现在的“民谣”颇有点“无心插柳”的味道,“与其说是春天,还不如说是秋天。当年种了无数的种子没人看到,如今别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就剩这一挂柿子树留下来,大家就觉得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