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张权重新登台演唱
接过总理捧来的热茶，继续歌唱
1961年3月，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张权在从北京被调往哈尔滨后，得以重新走上舞台，开展自己所热爱的音乐工作。
在哈尔滨，张权被市委留在黑龙江省歌舞团工作，任声乐教研组组长、声乐教师和独唱演员。
10月，终于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张权开始全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时轰动全国的“哈尔滨之夏”音乐节，就是由张权提议创建的。1962年7月，哈尔滨歌剧院也在张权的提案下建成。
当年12月，张权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使我永生难忘的是当我演唱刚开始，周总理进入了会场。我虽没有停止演唱，却免不了被这不平常的气氛所感动。那首《乌苏里江》，我从未唱得如此入情。音乐结束，我在掌声中深深地鞠躬，当我抬起头来时，台下总理已举着冒热气的茶杯站在我面前，我激动地接过这杯热茶，并握住了他的手。他的脸上充满了慈祥：‘唱得很好，你把赫哲人的历史又给我们讲了一遍。休息一下再唱吧……’我再次向台下俯身鞠躬，然后转身把这杯热茶放在乐队的空位子上，我不断地深呼吸，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回到琴边，开始唱下一个作品。直至演出结束.我都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语的心情之中。”
尽管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的十年间，张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再次批斗、游街、审查、下放，但一种力量一直支撑着她。
张权在一篇文章中说，“1966年后的十年里，中国完全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当时我们不能练习歌唱，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离弃音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只有几首中国歌曲和京剧可以唱，我依旧在心里研究它们。劳动小憩时只要我有力气，就在心中无声地哼唱我最喜爱的中外歌曲，我时常还会自我安慰和勉励，总有一天我还可以再为人民歌唱，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民是热爱音乐的。就这样，我成功地生活在自己创造的音乐世界中，我从来没有半点怀疑自己的选择。”
传承，“不知自己在唱什么，就不会动人”
张权的大女儿莫纪纲继承了母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歌唱家。她还记得母亲给她讲《乌苏里江》这首歌的唱法的事。
“当我唱到《乌苏里江》时她打断我说：‘你知道这歌开头的赫赫尼那和中间结尾的赫赫尼那有什么不同吗？’我说：‘高低快慢不同。’她说：‘这赫赫尼那是赫哲人用的一种号子，他们用这些虚词和各种不一样的唱腔表达情感。它不仅是高低快慢的不同。开头的一段是赫哲人痛苦生活的呻吟和叹息。你仔细想想，它的停顿显示出哭泣的哽咽是哭腔，压抑又无可奈何。结尾处是见到光明快乐的欢呼花腔，明亮又有节奏。’她又说：‘你太顾声音，却不知自己在唱什么，这声音就不会动人了。’”
一直到老，张权对音乐的钻研和执著都没有丝毫减弱。一位学生对张权先生的严格印象深刻：“第一次见张权老师，我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刚唱了几句她忽然叫我停下来，严肃地说：你唱的是美声，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多学习我们的民歌。唱好民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标准的发音和清楚的咬字。如果做不到，就不要来向我学习唱歌了。等到第一次上课，我唱的是《你曾相信》。刚唱完张权老师就说：‘你有一个音和原谱不一致。还有你为什么要乱加颤音？我上课要求学生严格按照原谱演唱，错音符、改唱、加音符唱都不对。你回去好好练。什么时候唱得完全和原谱一样就什么时候来上课。’”
张权的女儿记得，“妈妈恢复名誉以后，许多人请她为自己出国深造联系音乐院校写推荐信，妈妈一一应允，并为每个学生准备了一双布鞋。她每次都嘱咐着：‘你们出去学好了，一定要回来！’这使我联想到‘文革’时，一次抄家后，我发现一个长长的硬纸壳卷筒，里面有三张印有花体英文的羊皮纸。那是妈妈在伊斯曼的学位证书。望着满目狼藉的家，我对妈妈说：‘如果你不回来，你肯定能过得特别好，我爸爸也不会死，他也可以出国。那咱们家就不会这样了，你干吗回来呢？’她含着眼泪望着我，摇摇头说：‘你还小，感情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很难解释的。你体会不到亡国奴与新中国公民的两种感受。’”
1991年，晚年的张权
重比翼，和云翥
“我真不能相信再也见不到他了，每逢我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等待时，常常以为莫桂新会从火车上走下来，拿着提包朝我走过来……”张权很少和人说起失去的爱人莫桂新，但她的好友、女作曲家瞿希贤却无法忘记张权说起莫桂新的神情。
“在1979年的一次独唱音乐会上，张权唱了我的新作《贺新郎——挥手从兹去》。她曾对我说过，‘你真不知道我唱这首歌掉了多少眼泪！唱着唱着就想起了莫桂新！’那晚，我坐在台下聆听她的演唱：‘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共汝’……‘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不知她心中浮现的是什么图像，但她的歌声中充满深情和依恋。她已是一只孤雁，却依然不停地歌唱。作为人的张权和作为艺术家的张权是一致的，我欣赏这种一致。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是‘重比翼，和云翥’。如今，我但愿它在天堂中被张权、莫桂新夫妇高吟低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