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权归国时的旧照
赴美学音乐，“用歌声唤醒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们”
1947年6月，张权揣着美国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途。当她在旧金山上岸时，身上只剩十五元钱。为了谋生，张权白天在一位医生家当保姆，看小孩；晚上又在公共宿舍做清洁工，每周还有三次去教堂唱诗班唱歌。买书和购置秋冬衣服等必需品，全靠自己挤时间苦干、多做些活儿去解决。
但张权记下了伊斯曼音乐学院老师的话：“光明、快乐的日子总会来的。这个学校不但教你音乐艺术的技术与理论，它还要培植一群战士，用他（她）们的歌声去唤醒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们，跟着这个金黄色明亮的太阳一般的歌声去创造人类真正永久的和平与幸福。艺术家本身应该是完善的，他的任务也要使整个人类完善。”
张权自己的回忆中谈到，“在旧金山住在天主教的一个女子客室里，是教会早就预备好的。而我人尚未到，报纸则早就有消息了。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有了一个半公开的独唱会。以后又在两个月期间举行了四场独唱会，最后一个是完全公开的演唱。据说在旧金山华人开独唱会者尚以此次为开端。我并没有以此为荣，我只是站在音乐工作者岗位上从事我的工作而已。在这几个音乐会中，我有几种感觉：美国的朋友们竟这样惊奇：中国会有人能唱歌和有人能作歌曲；这使他们兴奋与热爱。在一个欢迎茶话会上，曾有很多人问我：‘中国的音乐是在如此进步吗？请你告诉我们吧！这是我们坦白的问话，别生气。’朋友们，你们知道我的心情吗？我并没有生气。我是想哭出来。我难过，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认识这样浅呢？多少年来的所谓国际文化交流，就是这个结果吗？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只是以事实予以答复”。
在美国，凡是表演，张权一定身着中式服装登台。
张权最终获得了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颁发的“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唱家”三张证书。这在20世纪留学海外的老一辈声乐家中，可能是唯一的。
一篇采访文章，将“无常”带入生活
“1951年9月20日下午，也是这样风和日丽的天气，我手里捏着一张横渡太平洋的船票，巴望着太阳能快些沉下海去。我躲过了重重检查口悄悄地进人了‘克里夫兰将军’号的三等舱底，离开了美国，投入祖国的怀抱。那时，我就决心要把我所学到的一切奉献给我的祖国。”
张权回国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声乐教研组组长、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独唱和歌剧演员。后来又受聘兼任北京师大音乐系、燕京大学音乐系声乐讲师，并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庆祝晚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唱。1956年，张权在中国第一部用中文演唱的《茶花女》中，饰演女主角薇奥列塔。她的表演在当时极为轰动，常常一票难求。
然而，一篇记者的采访文章，却在1957年初夏，将“无常”带到张权的生活中。当年7月31日，张权夫妇同被划为右派分子。
张权当下被指定在剧院劳动，缝补清洗演出服装等，而张权的爱人莫桂新，则在1958年5月被送往东北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仅仅三个月后，因农场暴发痢疾，未来得及治疗，便死在去医院的牛车上，年仅41岁。
与此同时，张权带着三个女儿和一位老人在北京独立支撑。她的女儿在回忆时说：“在妈妈被批斗的日子里，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她。有一天晚上，我帮妈妈烤棉鞋，在鞋垫下面有几页被雪水浸湿了的纸。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大姐，请原谅我把一老三小留给你，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了。’这是妈妈留给大姨妈的遗书。我哭着问妈妈：‘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办？’妈妈看着满脸是泪的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只要可能我都跟在她身边。”
1960年，困难时期开始了。张权经常不和孩子们一起吃饭，是在偷偷地为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省粮食。女儿们记得，“有时晚上我们都睡了，她才吃晚餐——一只小小的烤土豆。有空，她就去菜市场捡售货员扔掉的菜帮回来用盐腌了吃。”
遗书，被压在脚下；音乐，还活在心里
即便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还承担着抚养三个女儿和一位老人的生活重担，张权仍然心软。听说爱人莫桂新的一位学生潦倒落魄，张权顾及他的天赋，或许也是想替死去的爱人做点什么，毅然从本来就非常紧张的生活费中挤出三十元，按月接济。直到‘文革’开始，再也无能为力为止。
女儿记得，那时有一次和张权上街买梨。人家找了几块钱，这时候，有个男子过来跟张权说：“把刚才找给你的钱给我。”“因为妈妈戴着棉猴儿帽子，没听清楚。她摘下棉猴儿帽子问那男子：‘你说什么？’‘把你的钱给我。’妈妈‘哦’了一声，就把刚找的钱都给了那人。回来以后，我埋怨妈妈把钱都给了别人，妈妈说：‘能说出让我把钱给他的人肯定比我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