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大军，一路的翻山越岭，一路的流血牺牲，一路的迷茫与困惑，一路的绝望与期望，一路的疾病与饥饿，一路的生与死。这在人类迁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军旅作家王树增以笔为旗，记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长征》也是迄今最为全面、生动、动情的长征纪实作品。
2006年10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长征图书展，当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脚印把《长征》这部新书带到会场时，当即就傻眼了：370多种长征题材的书一片火红，全是精装大开本，只有《长征》开本小小的，样子也很简朴。
10年过去了，当年威武出场的长征图书早已不见了踪影，而《长征》每年都有四五万册的销量，至今总销量已逾50万册。就在上月底的上海书展上，该书修订版首发并举行签售会时，王树增成为书展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等待签售的读者队伍排成了长龙。
王树增在上海书展上签售《长征》，备受读者欢迎。
16年前放弃写小说
试图还原红军创造的历史
16年前的夏夜，王树增的夫人王瑛突然问他：“为什么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王树增愣了一下。王瑛拿出她刚读完的《人类1000年》，王树增翻看着这本书中对长征的评述，中国有三件大事入选：一是火药武器的发明，二是成吉思汗帝国，第三件事就是长征。“那个夏夜，我们就世界何以这样评述中国的长征讨论甚久。那个夜晚，就是我写作《长征》的开始。”王树增回忆说。
正是那个夜晚，王树增多年的思考积累，和长征发生了自然而然的“焊接”。
改革开放初期，王树增还在广州军区，窗外霓虹灯闪烁，他每天要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才能寻得片刻安宁。那时兴起全民经商的热潮，社会宣扬谁挣了钱谁就是英雄好汉，但王树增想，“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吧。”他有一个质朴的理论，衡量人生，衡量社会，还得靠两轮驱动，一个是物质发展的轮子，一个是精神发展的轮子，如果是独轮车推着走，一个小坑、一个小石头就会翻车。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发觉持续多年的虚构写作无法再继续下去了。1990年他在《花城》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禁止忧郁》后，就从此“失联”了，“作家朱苏进说我好像民航飞机飞着飞着突然就找不到了。”
那些年，王树增一直在想，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积累，有自己的社会心理，这是几千年形成的。“我是军人，我仅从军人角度来说，如果能找到支撑我们精神力量的东西，只有从一个方向寻找——从我们本民族的奋斗史中寻找。”就在那个夏夜，他知道他终于寻找到了。随后的日子里，他的努力方向也逐渐变得明晰起来，“我想试图用文字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原给我自己。”
脚印清楚记得，那年王瑛约她在惠新西桥的一个亭子间见过一面，详谈了王树增的写作动机。脚印明白了，王树增想站在全新的角度讲一遍这个浩瀚的故事，因为还没有人从文学的角度全面记述过长征。“这是王树增的雄心，也是他的野心。”
15年前重访长征路
寻找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我不是博物馆的人，也不是档案馆的人。”王树增回忆，尽管当年为数不多的老红军并不能提供当时的很多细节，但他还是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去采访，而且一定要实地走长征路，因为他看重的是精神上的感染。“我是想点燃自己的激情，精神的感染对史学家不重要，但对作家至关重要。”
15年前，王树增靠破吉普车走完了长征最艰苦的大草地，有的时候路不通，就用双脚走。“但我羞于说这个，和当年的红军怎么比，我们算什么，真的是微不足道。”
红军师长陈树湘埋在湖南道县，王树增到他的墓前去过。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后卫任务，当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陷入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重围。拼死突围时，全师官兵大部分阵亡，陈树湘因负伤被俘。在湘军用担架抬着他押往长沙时，他在担架上撕开腹部伤口掏出肠子扯断了。湘军军阀何键将陈树湘的头颅砍下来，挂在他出生的长沙瓦屋街的城门上。城门早已不在，多年前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王树增就在那个市场转了又转，“这种感受对我是巨大的冲击，我是在寻找作家的情感依托。”
当年红军健在者已经很少，王树增还是想方设法采访了上百位老红军。在松潘草地一带，王树增碰到当年负伤后被留在这里的一位老红军。老人家的牙都没了，意识有点儿混乱，就在回首往事那一瞬间，他仰着头，快活地唱起了长征时的歌曲，唱的是“哥哥妹妹”。很难想象，长征途中吃了上顿没下顿，随时面临牺牲，对他而言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一瞬间，真是让我眼含热泪。”王树增说，我们前辈那代人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去探索，这种精神探索也是自己写作的主轴，他要写那一代人的心灵史。事实上，该书面世后，评论家称赞：该书是首次把长征作为人类精神事件来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