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鲁士陵墓 The Tombof Cyrus 居鲁士大帝在帕萨尔加迪的陵墓。其铭文说：“凡人们！我是居鲁士，我建立了波斯人的统治，我是亚洲的霸主。如果你们有怨恨就向我抒发吧，而不要针对这座古城。”
均衡地描绘双方文明形态
英国历史作家、英国作家协会前主席汤姆·霍兰曾著有多部以古希腊、希波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他所著的《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一书，描绘了一幅华丽的战争画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均衡地描绘了这场重大战事的双方的文明形态，即没有先入为主以古希腊立场，以妖魔化的态度去评价波斯帝国，这使其能够更为客观公允地叙述和评价希波战争。
全书首先介绍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的进程，为读者引出了居鲁士大帝的传略。居鲁士是米底帝国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也是波斯帝国的铸造者，在其统御下，波斯勇士击溃了一个个对手，从吕底亚到犍陀罗、大夏、粟特。不仅如此，居鲁士还尽可能推行多民族和宗教的包容政策。居鲁士之后的冈比西斯、巴尔迪亚两任国王都只是过渡者，僭越者大流士稳定了帝国政局。很快，大流士重新开启了波斯帝国的征伐之途。
值得重视的是，大流士本人一手放出了宗教战争（尽管他本人同时也推行宗教宽容）的“魔鬼”，异族人至此会被称为异教徒，按照现代的说法，这是将异族人民异化并实施残酷统治甚至屠杀的危险逻辑所在。而大流士不可避免地要为了捍卫帝国的神圣，设法去输出帝国的文明秩序，混乱堕落的希腊城邦就这样成为了他挑选的征伐对象。
在当时的古希腊，无论是雅典人，还是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城邦的公民，都沉溺于享乐主义和贪婪，社会动荡肮脏。斯巴达人开创了军国主义政体，而这种政体在后来的希波战争中承担了更为有力的作用。而在雅典，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不断刷新政治堕落的底线，民主政体由一个臭名昭著的贵族设计出来以避免权力落入其他贵族之手。这个时候的希腊人，没有世界意识，对于比他们强盛若干倍的波斯帝国的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的。
苏萨浮雕 Ishtar Gate @ Pergamon Musem 波斯步兵，发现于苏萨的壁缘浮雕。这些人穿着的精致的长袍表明他们属于护卫国王的一万人精锐部队——不死战士。
沦为新征服者铁蹄下的战利品
波斯帝国试图通过施压及分化，来削除古希腊城邦的抵抗意志。这种策略或许在其他情况下是管用的，但问题是，雅典和斯巴达人都过于狂妄自大，根本不会按照正常的力量对比进行战略推演，也不知道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曾经将比希腊强大、庞大得多的其他一些王国快速扫灭。波斯帝国在外交及隐蔽战线上花费的时间太多，而处理帝国庞大疆域内的内部事务浪费的时机也太多，倘若居鲁士、大流士等君王更具冒险精神，甚至是秦武王嬴荡那样的冲动者，就更可能抓住机遇击垮雅典和斯巴达。大流士发起的攻势，事实上参战人数并不多，也不够精锐，战术上更是频频犯错。
大流士担任国王期间，波斯帝国对希腊的战事失利，直接影响并不大，这只是像庞然大物偶然被蚊虫叮咬了一口。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比父亲更精通军事，更为有利的是，希腊城邦的内乱此时还进一步加剧。新一轮对希攻势发起，温泉关战役打响。但整个战事带给后人的教训是，薛西斯仍然没有摆脱对于希腊城邦的鄙视，他没有拿出其他战场上的杀伐果断，而是一再主动延误。再然后，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付出沉重代价后击溃了把守温泉关的寥寥数百名斯巴达勇士，却又误中希腊城邦的计策，波斯海军被比自己弱小得多的希腊人引诱进入了埋伏圈然后全歼。自此，波斯帝国失去了征服希腊城邦的可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取得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人陷入了长期的虚荣与自欺，他们居然相信自己真的具备正面打败甚至击溃波斯帝国的军事能力，贸然对外侵略，同样使得国力大受削弱。而斯巴达的堕落还在加剧，这些都代表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它们将与衰落得更快的波斯帝国一道，成为新的征服者铁蹄下的战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