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郎都是偶像型演员
相姑行可追溯到明代，跟男演女的昆曲旦角及豢养优伶成风有关，也与官员不得狎妓的禁令相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清代欣赏相姑表演绝对不能与当代泰国“人妖”表演相提并论，中国的歌郎完全是以写意形式表演，利用古雅的戏曲艺术用以假代假表演来反映本真，此种审美是东方中国一种无以言表的独特文化方式。
在《梦华琐簿》中是这样描写歌郎们如何演戏的：“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即嫖客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演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在大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虽然此段对老斗们以及歌郎们有些风气上的批评，但可见“站条子”的传统习惯由来已久。这种站台的程式化要求在金元时代的勾栏中就曾出现，不过那时都是以姿色取悦于人的女伶表演。此种站台在旧京梨园行中称之为“站堂”，相姑们多数在心理上希望被有大钱的“老斗”选中，他们还会觉得是自己生意上的荣幸，堂子的老板以及班主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而后，相姑因有人捧就会发迹成为“明星”，在此基础上还会有更大的“老斗”摆阔攀比，而明星既然造就何愁日后没有金银享受。可见，旧时听戏捧角与当今欣赏偶像型演员一样，大凡是粉丝必定要花钱，不过是色艺双全的欣赏习惯。
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穆儒丐先生这样描述：“当日北京花界，实无今日之盛。席面上的应酬，全赖像姑活动，写张条子，一招即至，佐酒侑觞，备极旖旎，然不能久坐，旋即他往。像姑每出，必随健仆一，手握山胡桃，稜稜作响。像姑入席，健仆鹄立室外，时间长短，一听仆命。仆以为时至，则故使胡桃发声，像姑闻其声，立即起席。”
通过以上资料可看出，相姑作为偶像型演员被叫条子侑酒有很严格的礼仪规范，这亦是艺术化的色情生意罢了。如果能到堂子里成为熟客那还需老斗们努力投资，而那种“花酒”就不是一般听戏的小花销啦……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繁衍子嗣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以儒家教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支点，几乎没有一个相姑不结婚生子。这与当今社会里同性恋现象有所不同。此行业既能养家又能从事艺术，他们在文化上也并没有自卑心理。
那时，培养相姑要从年龄上有界定，一般是招收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立下关书契约，入籍后就要由师父监护一切。一般待到年满十八岁或生理发育完全时，就要脱籍成婚，去经营长久职业了。因是学唱戏的旦角出身，自然是轻车熟路。还有就要改唱适合自己的家门行当，实在没有天赋的就做跟包或检场、衣箱等差事，另外还可以学习文武场面做演奏员。早年，有些京剧名艺人的名字与表演行当极不相符，大概多是自幼在相姑堂子学艺的缘故，如汪桂芬也是相姑堂子侑酒歌郎出身，脱籍后唱老生仍沿用“桂芬”这个富有女性含义的名讳，如此范例不胜枚举……
私寓堂子的废止之时
清末到改民国后的西化治国观念随之而来，官员们也多是外来的没有此种文化根基，欣赏异性娼妓在八大胡同盛行成顺理成章之势。
清末，有一位以表演见长专门演唱粉戏著称的名旦田际云，他也原是常用很风骚的表情打动众多“老斗”，原来艺名为“想九霄”，后改名为“响九箫”，最后随性改为“响九霄”，曾在京城素有声望。此人在“百日维新”时与进步人士素有交往，后来掌握京城梨园行会精忠庙实际工作，“辛亥之变”后，他积极追随时局支持新政，想借此机会将一些毁辱梨园的事儿革除，故曾经两次上报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求废止私寓，最后一次是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查禁前门外韩家潭一带私寓，优童令其安心唱戏或另谋它业。
后经外城巡警总厅例会研讨，终于在二十日发布告示：“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此后，有些刚从相姑堂子出身搭班唱戏的旦角备受歧视，有些开设相姑堂子的生意人对“响九霄”有怨言。不过那时的法令不过一纸空文。有些人明着不做了，却在暗地里依然应酬交往达官贵人们。表面上不用索取什么费用，童伶旦角却照样被文人墨客的老斗们包养，甚至为心爱的歌郎们买房子、组班子，请老师在艺术上加工提高使其在戏业上发迹。
此时的梨园行中还有个俗语，叫做“十旦九不清”，可见此种好男风的习惯一时很难改变。随着时代变迁，早期政客及遗老仕宦们的离去，新的权贵们对玩乐习惯有变，这与民国初年执政者多是行伍出身的军阀有关，再有北京曾被日伪统治民不聊生。此时的人多是崇尚洋派艺术，京剧依靠女伶演唱《大劈棺》、《纺棉花》的新时代到来，几乎从政客到大学生以及商人们，无不欣赏此类艺术，而电影、流行歌曲等行业也是女演员盛行，相姑堂子行业即便是犹如暗娼经营也不可能复活啦！
作者张卫东简介：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戏曲民俗研究者、北京大学国学社
导师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