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现代舞者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种国际艺术节。2012年《纽约时报》介绍了中国现代舞的发展状况。据中国当代舞蹈家曹诚渊统计，目前在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各类现代舞团总数达53个。可以说，现代舞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
高艳津子作品《24节气》
曾经问过金星一个问题：你创作的作品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她的回答让我们非常惊讶：“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们心中是带着预定的答案的：现代舞当然与巨变中的中国，与巨变的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是金星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各种风格、形式的现代舞团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在剧院里，普通观众却又很少看到现代舞的演出；一方面各个舞团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却又顽强地坚持创作。
1987年，广东舞蹈学校开设学制四年的现代舞大专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现代舞进入中国高等舞蹈教育的开始，其中的学生包括后来被美国舞蹈界称为“当代最优秀编舞家之一”的“纽约沈伟舞蹈团”团长沈伟、上海“金星舞蹈团”团长金星、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编舞家王玫。
过去，在中国的舞台上，舞蹈首先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身体被政治绑架、束缚。今天，对于中国的舞者来说，现代舞首先意味着身体表达的自由。
“身体是一个档案馆”
“身体像一个档案馆，像一个资料库，你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家庭、父辈的影响，肯定附着在你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在这个社会里就是被规训的。这是一种身体的政治。这是已经长在你身体里的，这个底色是去不掉的。”
——“生活舞蹈工作室”的文慧如是说。
文慧与吴文光1994年于北京创立了“生活舞蹈工作室”。她最近的一个作品是《红》。这是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而做的一出“文献剧”。她试图探索《红色娘子军》对普通中国民众产生的“身体影响”，挖掘“身体的记忆”。
《红》的舞台上只有四名女演员，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其中一名年轻女孩甚至是个完全没有受过专业舞蹈训练的打工妹。她手里拿着一把刀，不断地挥刀做出劈砍的动作——这个动作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革命女战士手中的刀遥相呼应，似乎是女性对于自身命运进行反抗的一种象征和隐喻。
文慧在自己的作品中，与不同的舞者、视觉艺术家及非职业表演者合作，运用舞蹈、戏剧、视觉艺术等多种手段，表达对当代生活的强烈关注。在作品《生育报告》中，她采访了一群年龄从25岁到90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采访她们各自的生育经验和生活感受。舞台上，女性舞者身体的扭动，仿佛挣扎在生育的痛苦中，同时讲述着各自的人生经历。文慧选择了一处即将拆迁的工厂厂房作为《和民工跳舞》的演出空间，专业舞者与几十个赤裸上身的民工同台，观众可以在演出空间自由走动。这些民工唱着劳动号子和民歌，手中传递着砖头，推动一个个的铁桶，在脚手架上攀爬，银幕上是一座楼宇拆迁时玻璃粉碎的景象，现场观众被这种粗犷而饱含视觉冲击力的表演所震撼。
“我非常喜欢普通人的身体，这种身体特别有张力，他的生活能量在身体里。如何开发这样的身体，怎样跟这样的身体工作，这样的工作过程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关注舞蹈，但我更关注身体跟社会如何连接。”她关注着时代、社会、政治在个体身体上留下的印记，对于她来说，身体表达的自由，也意味着思想表达的自由。她既不迎合官方，亦不迎合时尚，始终以巨大的勇气坚持自己独立的观察立场。
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卓越的艺术家。
“随时随地表达自己”
金星，中国第一个私立舞团团长、变性者、脱口秀明星……她本身就是一个最复杂的文化现象。
“中国的现代舞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演出空间的变化。舞蹈走下了舞台，进入了画廊、会所，甚至是街头……现代舞的可能性就是随时随地，在任何空间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是现代舞的魅力所在。”金星这样说。
1995年北京现代舞团成立，金星是第一任艺术总监。在这一时期，在《半梦》中她重新演绎了一个古老的中国爱情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红裙女子在舞台上舒展长袖而舞，伴随着哀怨的小提琴协奏曲，塑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梦境：人生如梦，一半是苦难，一半是喜乐；一半是梦的凄美，一半是现实的残酷。
1998年，金星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私立舞团——“上海金星舞蹈团”。女性的地位与命运，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始终是她作品的主题。她把中国经典话剧《雷雨》改编成了一部现代舞作品《上海探戈》。金星没有用舞蹈叙述话剧的情节，而是将女主人公的身份冲突放在第一位，展现了一个女人在面对丈夫、情人、儿子时内心的欲望与挣扎。而在《小岛》中，两个男性舞者几乎全裸的身体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以对方的身体为支撑，仿佛成为彼此生存的“小岛”，展示了男性身体的一种雕塑美。
金星的舞蹈作品，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同性与异性之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激情，追求唯美主义的形式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