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的梁思礼
一门三院士，满门俊秀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梁启超九个子女，各个菁秀，其中三个成了院士。
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杰出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参加过淞沪会战，25岁不幸早逝；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四女梁思宁，在姐姐梁思懿影响下投身新四军，从事宣传工作；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
当年梁思成学建筑，梁思永学考古，梁思忠学军事，梁启超的续弦妻子王桂荃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旅欧期间，东北大学就将聘书送到梁启超手里，希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国后能够到东北大学任教。回国后，他就去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创办了我国北方第一个建筑系。当时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尚属初建阶段，师资力量不齐全，林徽因成为梁思成属下唯一的一名专业教师。
他们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易帜数月，但仍匪患猖獗。林徽因曾回忆学校环境：“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现（当地人称胡子），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
“九一八”事变前夕，梁思成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改变了过去只注重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组织调查队，从1931-1937年间走遍了华北地区，到偏僻的乡村探寻古代建筑，对诸如五台山佛光寺（唐）、太原晋祠（宋）等进行测绘、摄影、分析、研究鉴定，写出有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他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成在大后方极端困难情况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空白，他还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于1948年与弟弟梁思永一起，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他必全力支持。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毕业后，回国做考古工作。1931年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挖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第二次挖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考古界对龙山文化类型的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创见。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们又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提到梁家满门俊秀时，说：“公公梁启超真可以含笑九泉了。”
梁家的自由与亲情
梁启超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梁启超的曾孙梁鉴说：“梁家比较自由，关心孩子，又不干涉孩子的选择。”这与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分不开。
尽管梁启超曾是旧式科举的成功者，却从不在家里建立封建家长式的权威。他对孩子们的爱是热情的，对孩子的教育是开放式的。梁启超一生留下了大量论文、学术著作，也留下了2000多封书信，其中有300多封信是写给子女们的。
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女们。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女儿兴趣不大，他便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梁启超的儿女们都爱好广泛，长子梁思成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酷爱音乐，与弟弟梁思永一起学钢琴，又学习小提琴。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梁鉴曾听姑姑们说起，在“文革”期间，梁思礼曾在深夜将窗帘拉严，给女儿们放古典音乐的唱片。
他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我最爱的孩子”；三女儿思懿被他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小儿子思礼的代号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他直白的表达着对子女的爱：“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在他给次女梁思庄的信中，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
梁启超的小儿子梁思礼比长女梁思顺小31岁，爱开玩笑的梁启超说梁思礼和梁思顺是“亲家”，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结亲。实际上，他们的孩子年龄更悬殊了，不可能成为“亲家”。
梁启超总是手把着梁思礼的手，用毛笔给“亲家”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条。梁启超还用滑稽的语句把小儿子描写的活灵活现，寄给大女儿梁思顺：“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著，两亲家心照。”梁思顺从国外寄给自己的小弟弟新衣服，“瞻儿”是梁思顺的长子，比自己的小舅舅梁思礼年龄大很多，后来总和小舅舅一起开玩笑。
1927年，梁启超去世前两年，他的肾病已经十分严重，经常尿血。在病痛折磨中，他更思念海外的儿女。他在一封对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写道：“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轻许多。”
梁启超晚年，家中经济困难。大女儿寄信给他，愿承担一些家庭费用。他回信说：“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的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一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
梁家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几十年来，梁家的凝聚力始终很强。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年龄最大，谁就是家里的“头”，经过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家中一切重大事件都由他最终拍板决定。
梁鉴参加的家族聚会，后来已经是由“八叔公”梁思礼召集了。每次家族活动，人都很多。一些第四代，第五代已经不太认识，大家就自报家门。但见面仍有说不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