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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妇女不该只是道具
《极花》的阅读过程令我异常痛苦，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我感到自己怒火中烧。怒气并非来自小说中村里人对妇女的残害，而是来自作者笔下那充斥着优美词藻的诗意般的第一人称叙述，而叙述者就是被拐妇女胡蝶本人。
我不知什么样的妇女才会用格外刺激人感官的方式来讲述一群男人对自己肉体的囚禁、猥亵和侮辱；不知什么样的妇女会以置身事外般的情绪来讲述施暴者生活的贫困和悲惨；若是有，我想那妇女一定是患上了斯德歌尔摩综合征，一种在暴力威胁下发作的、急需心理医生救治的心理疾病。
小说中黑亮这样的农村男人打光棍儿，仅仅因为贫困？因为城市对乡村的“抢夺”？不是吧。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遗弃女婴、残害女婴事件频发，导致违法胎儿性别鉴定和女性胎儿被流产现象泛滥。愚昧者自食其果，岂可用贫困为恶行作注解，岂可非理性地将罪行归咎为城乡差别？我们甚至还要感谢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像小说主人公胡蝶这样的女性，有了追求自由的力量，也有了摆脱愚昧束缚的力量。
我想起鲁迅先生的《祥林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它们无不是对残害妇女的社会的控诉，这些作品从未给施暴者寻找合适的施暴理由。让妇女来为社会不公买单，做牺牲品是可耻而可恨的行径，也是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即便是作者想要通过用这种讲述方式，引发读者对社会大变革的深刻思考，也不应该让受虐待的妇女成为文学作品中麻木不仁的道具，她们在现实中饱受欺凌，在作家笔下她们不该又一次被夺去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