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贵，33岁，广东肇庆人。他站在晚上睡觉的泥巴房的阁楼楼梯上，旁边是几年前他发病时用火烧过的木板和墙。他十几年前在广州打工，因为工作压力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拍，怎么拍都可以”
采访过程中，刘禹扬喜欢反过来向我抛问题：“你对那件事有什么建议？”“接下来摄影，你认为撒网式田野调查好还是跟着一个家庭聚焦拍摄好？”他常很认真地沉浸在反复“纠结”的思考里。
进入这一行，主要依靠自己摸索，刘禹扬也遇到了很棒的老师和同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任悦老师对他影响颇深，算是他入行的领路人，“在这个圈子里，年轻的一代艺术摄影师、策展人、理论研究者等，他们中很多都说自己是任老师带出来的。”
这一路的前行，他感觉总体很顺利、幸运。
我问：“你拍类似精神病患者家庭，起初对方会表现提防的敌意吗？”
他用力摇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一定会遭到敌意呢？我碰到的所有的都非常顺利，可能因为我面善吧。他们只会不知道我的单位，比如之前在腾讯，我说‘我是QQ的、微信的’，他们才懂。”
2015年春运，刘禹扬在广州火车站，给那些返乡的旅客们拍照，然后将照片打印出来，送给他们，“把骄傲带回家”。
为了拍摄《维吾尔内地务工者》，刘禹扬曾经从新疆喀什乘坐四天的火车，一路跟随着维吾尔青年从最西边奔到东南角，最终抵达广州。后来一年中，刘禹扬又屡屡拜访这些维吾尔青年的宿舍，彼此相处的时光挺愉快。
“我很感激那些采访对象。因为我会感觉到自己像闯入者，有时候还假想，如果我是那些采访对象，我肯定不会让摄影师拍我哈哈。”
容易取得信任，是刘禹扬自我评价一大优势所在。可他又随即向我疯狂“吐槽”了一串自我缺点。
“我特别不专业的一点是，如果遇到采访对象情绪崩溃，我会停下拍摄的。按理说记者不应该介入，所以我一直说自己不是记者。我会被采访对象情绪感染，只能尽量让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他自嘲道，记者还是让专业的人去做吧，他当一个摄影师就好了。
刘禹扬觉得自己偏向于内向者，“和自己沟通快乐，和别人沟通会耗费精力”。他喜欢和向往进入陌生的场域、人群，但内心里又存在一份惧怕感。
在2015年终总结中，刘禹扬开篇讲了一个小故事。12月初，他在伦敦参加了英国著名战地记者、摄影师唐·麦库宁的80岁生日派对：“……他一手端着蛋糕靠近我的耳朵大声告诉我：‘年轻人，我从23岁开始拍东西拍到现在，你的时间还长着呢，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拍，怎么拍都可以。’我转过头，盯着他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拍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一个经历了无数战火和现场的摄影师。我没多说什么，光顾着点头。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目标吧。”
刘禹扬不喜欢精准计划很久以后的事。一个月以后，人在何处都尚属未知。至少，明天的自己还在拍东西呢。
此时此地，刘禹扬选择彻底过上了“自由摄影师”的生活，自由自在安排行程、摄影项目，不再受他人束缚。“摄影，我心理自由，但身体不自由啊。”脱离单位，经济压力增重了许多，他将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我很少有休息时间了，而且我很希望一个摄影项目能多拍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