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台湾著名诗人，本名王庆麟，1932年生于河南南阳，1948年11月随学校流亡离开家乡，1949年8月赴台。从1951年《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始，痖弦渐以诗名盛。这位河南南阳黄土地上淘气撒欢儿长起来的娇憨少年，藉由命运的拨弄来到台湾——“有一道银亮的匕首和幽蓝的放逐令在我眼前闪过！/于是我开始从蓝天向人间坠落，坠落”——并在台湾展开了他多彩的文学创作和人生之旅——“在她足趾间薄薄的泥土里把纤细的须根生长，/我也不凋落，也不结果，/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
然而，如同当年流亡的惊心动魄绝非诗中所描写得那般甜柔，痖弦也非小花朵，亦非静美可以形容。若以植物作比，痖弦更像家乡的柳树。南阳产柳树，柳树皮实易活，树枝插在土里便扎根发芽，树冠茂盛有风姿，柳条编的篮子密得能打水。痖弦便是一株在宝岛上生长得铿锵作响、蓬勃有气势的柳树。他那些不同凡响的诗作似风中曼舞的柳条，而浓密的柳荫泽被了岛上现代中文写作近四十年。
痖弦的作品中，最大的主题是故乡。1948年11月4日跟随南迁的学校离家，再回去是44年之后。痖弦回忆说：“我妈妈把烙好的油饼包在油纸里，放在我背包上。我还凶她，嫌她麻烦。因为乡下的孩子最怕父母到学校来，觉得父母很土，同学看了不好意思。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好像连头都没有回，还在生气。哪里知道这就是永诀？！小孩子不知道从此就见不到大人了。”因为不知道永诀，离家时连父母的照片都没有带。多年后，某次从台北到花莲的飞机上，三毛听痖弦讲了这段故事后，为他写了《杨柳青青》。正是这样的断肠之痛，使得痖弦的诗作中不断涌现出故乡的意象。这些意象渗透在《红玉米》《盐》《乞丐》及其他诗作中，痖弦说：“我离开家时17岁了，所以对家乡的记忆非常完整。我的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围绕着母亲和故乡两个主题。像我诗中的红玉米晒在房檐下、春天来了孩子们在打麦场上滚铁环，都是来自对故乡的怀念。后来我的诗歌写作中断了，我曾想过有一天我再写诗时会写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会写故乡。故乡真是一辈子写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慈母的记忆，可能够他写一辈子。当然，根据他年龄不同、艺术技巧不同，会体现出不同的风貌，这是永不止息的主题。故乡是我永难忘怀的，如一首诗中所写，‘你离家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带着那顶破斗笠／不，那是故乡的屋顶’。现在，在我八十多岁时，我最想写的还是我的故乡回忆。”
席慕蓉说：“我每次听到他那首《红玉米》诗，‘我的在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的’——就想到其实我也不懂我父亲的乡愁。他就是把这个时代的悲哀写进去了。他写了一个时代的迁徙、流亡、悲哀。”痖弦在1957年写这首诗时，只有25岁，尚未成婚，更遑论女儿。七年之后，1964年，痖弦与张桥桥成婚，1971年长女小米出生。而任谁读这首诗时，不看写作年代，都会以为这是客居南地的北人的中年怀乡之叹。
痖弦用诗来亲近回忆、抵抗现实的隔离。诗，是痖弦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痖弦说：“我常常喜欢说一句话：一日诗人，一世诗人。喜欢诗并且创作过诗的人，对于诗是永远不会忘情的。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来说，大概只有诗了。可是就这么一点点的诗作，如何能抗拒汹涌而来的时间潮水呢？我只希望能继续追寻我青年时代的梦想，继续呼应内心深处的一种召唤，并尝试在时间的河流里，逆泳而上。”虽自1967年《十月》发表后再无新作，而痖弦的诗人生活却从未停止。
我离开家去台湾时已经17岁了，所以对家乡的记忆非常完整。我的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围绕着母亲和故乡两个主题。像我诗中的红玉米晒在房檐下、春天来了孩子们在打麦场上滚铁环，都是来自对故乡的怀念。后来我的诗歌写作中断了，我曾想过有一天我再写诗时会写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会写故乡。故乡真是一辈子写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慈母的记忆，可能够他写一辈子。当然，根据他年龄不同、艺术技巧不同，会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可这是永不止息的主题。故乡是我永难忘怀的，如一首诗中所写，“你离家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戴着那顶破斗笠／不，那是故乡的屋顶”。现在，在我八十多岁时，我最想写的还是我的故乡回忆。
我给故乡回忆取名《双村记》——一个村子是我们家的村子，一个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间差十二里地。我的故乡在河南省南阳县，我从小就在这两个村子间游走，稍大才去了县城。两个村子加上南阳县城就是我对故乡的全部记忆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