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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通常的创作习惯？
答：我一般是早晨九点多到十一点进行创作，下午写到四五点钟就不写了。我不可能每天写个一万字。有时候最多的写个两万字，也是很少的。实际上你每天坚持一下，只要你思路顺畅的话，写个十来万字的作品不是很难的。
我就像一名短跑运动员去创作每部作品，写作速度很快，一部小说，我一般都会在一个月之内把它写完，要是很漫长的拖在那，对我的意志和精力消耗是很大的。我写作一笔落，很干脆，不去纠结，写完很少修改，基本上就是半成品。这也是得益于多年记者工作的写作训练。因为记者采访完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梳理好自己的思路，然后把文字整理出来，没有时间反复斟酌文字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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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最有代入感的人物？
答：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有代入感。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会为笔下人物的命运感到悲悯。比如我写的《音乐会几种开法》，里面有两个相互PK的乐手。普通人的人生梦想可以用二十年三十年来完成，但是对演员来说，会被挤压在十年，对乐人来说，可能就五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成长节奏，但放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实际上衡量成功的标准单一了，就是有钱，就是红。这时候实际上带给每个现代人的压力都是很大的。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人就会很分裂，在两个乐手之间穿梭，觉得站在各自的角度讲他们都是对的。这些人物都是站在时代的路口，每一张脸都在叙述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自己的理由。作家写作需要具备同一时刻进入不同的人物内心的能力，必须心灵能量和体能都足够强大，才能托起这个创作世界。
《小别离》中黄磊和海清演的这一对夫妻我也很喜欢。他们想把自己说服，把孩子说服，还要说服中国教育。《笨男孩》中有一个聪明姐和笨男孩，笨男孩喜欢聪明姐，苦苦追了她二十年，追的过程中发现聪明姐其实没那么聪明，笨男孩也没那么笨。聪明和笨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其实想把握每一次浪潮的人最后也没怎么样，那种守得住自己的人最后也没怎么吃亏。《同学会》我也比较喜欢。这两年写同学会的作家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同学会都被写得挺狗血的，不是写攀比，就是写和当年同桌的你旧情复燃了，要不就是资源重组，还有是女生为穿什么衣服去而纠结。我觉得同学会里头一定有一些东西可以触动当下这一时代人的共鸣点，所以人们才会乐此不疲。我想写出一个可以给人提供温暖的同学会。我把故事设定为一个班里的班长要组织一次同学聚会，在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同学找出来的过程中，他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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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你会担心原作中的某些东西会在影视改编中被消解掉吗？
答：我会有这种担心，我的小说中还是有点悲情的，改编成电视剧后变成了轻喜剧。不过这我也可以理解，因为观众辛辛苦苦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打开电视机，需要从电视剧中得到愉悦和放松。
我之所以自己没有参与编剧，是因为我觉得编剧是个技术活，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话直接做可能会比较累。编剧的要求多、束缚大，创作的是一种集体完成的作品——剧本，要和合作方发生关系：制片人会叫你改，导演会叫你改，演员演不下去也会叫你改。这就不像作家写小说这么随性了。就目前这种阶段，我觉得通过写小说能把自己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就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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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对你的影响？
答：我和金庸是老乡，都是浙江海宁人。有一年金庸到杭州来，朋友们都说我和金庸长得很像。（笑）不过我倒是很少读金庸的小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金庸的文学气质不太一样。我离金庸的武侠的气质还是有点远，喜欢读的东西还是偏纯文学的。
江南地区的文化氛围很好，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一定的文脉，很多文人都是出自江浙一带。比如《芈月传》的作者、《甄嬛传》的作者都是浙江的。整个江南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得比较好，我觉得自己创作上的成功也得益于家乡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产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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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答：我喜欢与真诚、敢于付出的人交朋友。我之前做了很多年的文化记者，采访过的很多艺术家、音乐家都成了我的朋友。我也曾为马云出过一本书叫《马云内部讲话》，在他成名前我们就是朋友。当时他在大学当老师，一有时间就去报社和我们为伍。因为他有学生在我们单位当记者，隔着老远他就和学生们打招呼。他是一个喜欢新鲜的、能够看到潮流的人，有很强的行动性和感染力。现在随着他的产业在不断的发展，马云的表达能力和总结概括的能力越来越强，看透本质的眼光也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