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问：在您作品中大多是描写女性面对男性、权力时多灾多难的命运，而这些女性往往都会在苦难的磨砺中获得人性的光辉。有读者说您的人物写得都很极端，这种“极端的审美偏好”更多来自于您自己的经历、对故事性的追求，还是对女性命运的意识思考？
严歌苓：我觉得我对文学写作最感兴趣的有两点：怎么写好中国文字，第二就是怎么演示人性，要把人性放在最极致环境下考量，看到人性的演变和成长。我认为心理学家不能完成的工作，文学家是可以完成的。
问：“你爱我吧，别救我”是这本书的命题，从女性的角度，您认为怎样的爱情是好的？
严歌苓：男人一有“先救女人，再爱她”的主次观念，就在爱情里掺杂了一种“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先决地位，所以我在小说里写的恰恰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东方女人和一个天真的有抱负的纯洁理想主义，小男孩心心念念要救扶桑，就显得非常可笑。所以扶桑一直想对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爱我吧，别救我。”在相爱的时候，两个人是平等的，一旦涉及到谁救谁，这段关系就不再平等了。
问：很多移民作家都会感到文化身份的尴尬，您也写了很多移民方面的小说，作为移民作家，您是否适应了文化身份上的定位呢？
严歌苓：作家这个行业实际上是最私人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身份的尴尬，我在哪里都是写人的故事，到哪里都是在书房里面对自己，完成写作，还是没有什么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我在美国初期选择把作家作为职业，也是想到孤注一掷——如果能写就一直写下去，如果不能写下去反正还有人可以养活我嘛，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