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我是不可能被你毁掉的
谈及《扶桑》，高晓松颇有感触，他曾在网络脱口秀《晓松奇谈》上两次提到这个作品称：“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现场，高晓松也毫不掩饰对严歌苓创作《扶桑》的钦佩：“我一边看一边说‘哎哟，这个女作家真狠啊！’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笔下的人物。很少看到文学不需要男性救赎女人，或者不需要男性救赎世界的。但是歌苓姐笔下不需要救赎。这给我很大震撼。”
时代的主题是流动的，但东方女性的柔软与坚韧却未曾发生变化。在谈及小说中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折射出的中国女人的性格时，严歌苓说：“一直到现在，基督教男性还有一个我首先要救你，在救你的过程里产生恋爱的臆想。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一个受难的民族，中国女性坚强极了，柔韧极了，我是不可能被你毁掉的。男人想救人，但扶桑内心所有的呼喊和所有的需要都不在于此。扶桑的整个爱情故事就是一句话——‘爱我吧，不要救我’。”
往昔：写《扶桑》我有一股气
《扶桑》出版20年纪念，不仅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令人叹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也颇为曲折，上世纪90年代初，严歌苓只身前往美国，攻读艺术硕士。当时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近乎疯狂的写作中自我搏斗，创作了《扶桑》。彼时，她身处异乡，作为东方女人置身于西方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异质经验的冲撞固然带来启发，但另一方面，陌生的环境也让严歌苓极度敏感、脆弱。她将所有尖锐的疼痛都投射在小说主人公扶桑——一个半世纪前，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在小说里，她把自己对东方伦理的理解和盘托出。
完成《扶桑》之后，严歌苓又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的征文启事，以一个无名写作者的身份投稿，竟意外斩获第一名，获得奖金10万元。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扶桑》手稿恐怕要和她许多其他半成品一起被塞进地下室的某个箱子里。
现场，严歌苓也表达了自己对文字创作的坚持。“当年写《扶桑》时，有一股气，好像觉得华人在你们这里就是被不公平地看待。写作当时是电影节，我每天要去看电影，但还是坚持每天写7000字，如果没有这股气，也不会写这么快吧。有人问我今天和当年的写作状态有区别吗，我觉得区别很大，因为我没有那么愤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