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路内，1973年生，小说家。代表作有《云中人》、《花街往事》和“追随三部曲”。新作《慈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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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新作《慈悲》是“使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式”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创作方式？有人说现实主义的作品早就已经过时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现实主义写作有一套规范，而不是说“书写现实”的就是现实主义。从欧美的文学趋势来说，现实主义确实过时了，现代主义都快过时了……中国作家一般也会避开“现实主义”的说法，至少冠以“魔幻”或“荒诞”这样的词，其本质也还是“批判”。对作家来说，某某主义的文学概念会形成一套有效的写作方法，但是我好像没有主动宣称过《慈悲》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贴近，小说里有很多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的荒诞故事，但它不大像“现实主义”。比如说我在街上看到城管抓小贩，看到视频里强拆推倒良民的房子，那是赤裸裸的现实，但它的本质是荒诞的，只有后现代的人类才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情。要是天天写这些、批判这些，很快就会变成卡夫卡式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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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慈悲》应该怎样理解？是否表达了你对现实、历史的某种“超然”的态度？
答：我写完这部小说已经一年了，现在出版了，带有回溯和阐释性质地看自己的作品，大概能说得出一些更深奥的道理。慈悲是一种存在于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性格，我想印度人和非洲人也有，它不纯然是佛教观念，而是底层老百姓的性格，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仍保有基本的善良和生活智慧——反过来说，也是麻木和狡狯。其中也许有佛教和基督教，有孔孟老庄儒家法家，这种低水平的信仰支撑着普通人走过一生。写这样一部小说，本质上还是同情他们，当然也会批判，但似乎没有“超然”。我知道小说里的人物都活得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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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追随三部曲”到新作《慈悲》，为什么你的作品一直聚焦中国中小型城市的底层小人物？
答：我只能写写小人物。中国只有极少数的人算是大人物，这些人也不给写的。不久前看到张召忠将军被恶搞，张说他自己只是个小人物，完全可以给大家闹着玩。我很欣赏他这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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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创作灵感通常来源于？
答：如果生活经历也算是灵感的话。我不写日记，忘性大，有时候会想起来当年经历过的某件事，它似乎是个小说素材。还有一部分灵感来自阅读。在写作过程中，如果太投入，做梦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字在眼前飘，自动组成句子。有些句法就是这么来的。另外在QQ上聊天也会产生一种叙事方法，我会变得像小说里的人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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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自己创作的长处和短板分别是什么？
答：好像对小说的结构、故事情节、语言节奏掌握得还不错，文学意识形态不够好，天分有限。另外也有人评价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不够好。有一些作家是反对狂写人物心理的，我不反对，因此以后可以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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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工厂经历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
答：不只是工厂经历，我本人就是工人子弟，但不是那种超大型的工厂，而是带有很强的小市民特征的工厂环境。这种影响力过去看不出来（甚至是我想脱离它），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中国经历了一个很剧烈的社会变迁，阶级或阶层的烙印会显示出来。旧有的工人阶层消失了，被改造了，今天再写这些，会在形式上显出一些怀旧和反讽，或者是对抗。我觉得自己差不多把这件事写完了，再往后只能写别的了，看看是否能脱离阶级背景来写作，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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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写好小说的关键是看作家的文学观够不够深刻。你的文学观是什么？
答：如果一个作家的天分很高的话，文学观差一点也可以原谅（通常天分高的人一定是观念很好的）。但文学素养不够，终究是会牵扯他，这里也包括对所处时代的认知，对具体问题的看法。观念不好，眼界窄，写啊写啊，写到最后老被打回原形。我的观念也不够好，正在调整自己，对于“经典”啊、“大师”啊这种虚胖之词，已经很难说得出口了，我也不再使用“牛×”这样的词。这几年无非就是看了几本书，伊格尔顿、齐泽克、哈罗德·布鲁姆、库切，影响还是很大的。过去读小说，看的都是作家的笔法，现在更多地看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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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非虚构作品？
答：简单来说，非虚构作品强调真实性，它也解析社会或事件，是有意义的文本。但是它似乎遭遇了一个审美上的问题，即文学性来自语言、虚构、意识形态等等，如果非虚构作品从道德上不能触及语言和虚构，它的文学性是否还存在，如果它触及了语言和虚构，它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这样的一个坚硬的文本同时也是脆弱的。这让我想起纪录片，纪录片有它自己的一套句法，强调“真实客观”的纪录片在欧洲也像“现实主义”一样不大流行了。从这些变革中间是否会诞生出一种或多种新的写法。
我看到一些国内的非虚构作品，出现作者的抒情和诗意，这很考验作者的文学修养，也考验广义的道德。至于说对虚构作品的看法……虚构作品借鉴了一些新闻写作的方法，但它似乎无需借鉴非虚构的写法，在一个虚构的语境下，多数优秀的非虚构段落直接植入就可以成立——确实，有时候我看到很好的非虚构作品的局部，会想作者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一个短篇小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