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元的红包，被她从出租车上扔出来
20年过去，我和史导演没有什么太深的接触，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听说你有一个本子写得不错？”她怎么会知道的？“你不是申请了文化发展基金会剧本扶持项目吗？我们严明邦（她先生）是评委，他回家说的。”“谢谢！”“什么谢谢，你给我看看。”
一时语塞，现在还有谁会花时间帮人看剧本啊。我突然明白，原来无论是此刻还是将来，有人是可以保持自己品质的。她对人还是那么直接、真诚、善意。她的善良对于我，几乎像一本字典，我可以在那里慢慢翻阅，慢慢解读到她的意义。
写到这里，突然接到电视台朋友的电话，对方说：“我想做她一个节目，你能被采访吗？”我说，史导演希望低调啊。可是，电视台的朋友伤心地说，她帮助过我！我不知道，她帮助过多少人，找到我说起史导演的人，第一句话就是“她帮助过我”。
我写下这篇文章，是想对史导演的那些词汇，做一些注解，不要求人们依样画葫芦，可是我希望有些东西，是可以在日积月累里，最终构成一个气质，给我们一份参照。
看完剧本，我们在咖啡厅里见面，她认真地跟我说：“你里面写的民工孩子，捡到钱送还失主，你注意了，不要写成一桩好人好事。这么多的钱，你要让人相信他为什么会还回去，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是写了一场戏，他们半夜全家都沉默了？”“这是民工的状态吗？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沉默。”
她一语击中我的要害，这是支撑整个故事的核心，我不了解民工。真的一棒把我砸醒。我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要把它改好！”于是，最终成为现在《我坚强的小船》里的戏剧冲突。是人物成立，最后这个情节才合理了。
戏，开拍了，我们资金有限。
我们找秦怡老师演奶奶，可是谁和秦怡老师做邻居？陪她打麻将？我第一想到了史导演，她没有商量就答应了。我又去找了于本正导演，他也答应了，可是立刻又来电话反悔，说：“我家太太不同意，说我不能给人家是一个打麻将的形象。”“这是拍电影啊！”“就是拍电影，不能这样，以后有别的戏再来找我吧。”
真怕于导演不来，史导演也会拒绝，可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拍了，再要找人实在是困难啊。我让制片给史导演打电话，我想给自己留点余地，没有想到史导演说：“我这里没有问题。”
可是，给她多少酬金呢？她有三天的戏呢。这次，制片要我自己去谈，我结结巴巴地说：“史导演，我们的资金……”话没有说完，就被她呛了回来： “你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给你……” “不要跟我来谈钱的事情，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要钱。”我和制片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可是制片说：“开口的群众演员都要给钱500元一天，她那么一个大导演，我们就意思意思给个一天一千吧。”我同意了。
当三天的戏完成以后，制片给史导演拦下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然后赶紧把那三千元的红包塞在她的口袋里。史导演火气很大地瞪了制片一眼。出租车启动了，突然车窗被摇了下来，只看见从窗户里飞出一只红包，然后它傻傻愣愣地被甩在马路正中，我们站在那里都惊着了。出租车扬长而去。
其实我们支付得相当有限，可是她的做派，我似乎要用放大镜在字典里寻找，她真实得让我无法解释，在一个人人都在谈钱的时代里，她不搭理我们这些小市民，她对我说：好好拍戏！
2014年的夏天，我家钟点工突然脑溢血中风，我原本只想拿出几千块钱帮助她手术。可是突然听说，她因为丈夫生肝癌去世，背了一屁股的债，所以拼命打工挣钱倒下了；送进医院抢救手术后，头上的线还没有拆掉，已经从重症病房送到普通病房；进了普通病房，又突然通知她出院。
保姆家的人急得来找我想办法，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突然想到史导演认识一些医生，立刻给她打电话，希望她帮助。史导演说：“我也不认识人啊，现在是她账户上没有钱了吗？你在家门口的路口等我，我马上过来。”很快，史导演打着的来了，她拿着一万块钱拍在我手上，说：“先把钱打进去，然后，我们找医生去。”
我们俩拿着小凳子等在医生办公室，医生一直手术没有下来。那一刻我看见史导演非常疲惫，她有点支撑不住，她说：“我们给医生留个信，然后回家再继续联系人。”我照她说的做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她已经生病了。但是，史导演的钱给我一个提醒，于是我向朋友伸出双手，大家都开始捐助，不仅为保姆交付了手术费，而且交付了全部的康复费用。保姆在最佳时间进行了治疗，终于康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