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拒斥西方现代艺术
徐悲鸿对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探索极不理解。他坚信这些画派的兴起都是由西方少数画商操纵的结果。他多次撰文痛骂这些艺术为“形式主义”与“投机主义”，他甚至厌恶地称马蒂斯为“马踢死”，称毕加索为“必枷锁”，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之作被他一概斥之为“无耻之作”。徐悲鸿的这一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来自苏联的反西方现代艺术观不谋而合。这样，就在国内形成了强烈的反现代派潮流。斯大林专制下的苏联文艺界将西方现代艺术各流派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冠以“形式主义”“主观主义”“颓废主义”的帽子，将之视为“帝国主义时代反动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进行抨击。全盘苏化的中国美术界即开始严厉打击搞形式探索的中国艺术家，阻止他们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吸取营养。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美术院校的图书馆甚至都将西方现代派大师的画册列为禁书，不准对学生开放。而中央美术学院的“外国美术史”课，一直是从文艺复兴讲到法国印象派为止，西方现代诸流派一直列为禁区。
直到80代，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现代艺术是走形式主义道路。中国艺术只能在写实的框框内进行艺术探索，不敢越雷池一步。当然，这些主要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形势所致。但是，也不能说同徐悲鸿激烈的反西方现代派艺术观毫无关系。
西方现代艺术的产生是艺术规律使然，而不是像徐悲鸿所认为的那样由几个画商操纵而成。西方艺术由古典到现代的发展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进程。西方艺术的渊源之一是希腊文明，建立于“模仿论”基础上的西方古典写实艺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与科学的结盟中达到极致。此后，西方艺术渐渐走上与古典相背离的道路。写实主义艺术不断地受到冲击。康德以后，形式主义美学和表现主义美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各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前者以克莱夫·贝尔和罗杰·佛莱为代表，主张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情感或理智的内容上面，而在于线条、颜色、体积及它们的关系之上。这些关系把秩序与多样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激起了我们的审美情感。后者则以克罗奇和科林伍德为代表。克罗奇认为艺术即直觉，亦即抒情表现。科林伍德发挥克罗奇学说，宣称凡情感表现无一例外是美的，艺术就是一种先于逻辑判断的情感想象活动。黑格尔也认为，单纯的模仿是一种无聊的“巧戏法”，“逼真得讨厌”。单纯的模仿只能再现事物外表的真，而失去的是事物内在本质的真。“靠单纯的模仿，艺术总不能和自然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像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及至摄影术的发明，再现性写实绘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画家们甚至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求取缔照相。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就是此次运动的首领。但他对摄影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绘画比仅能模仿的摄影高出一筹，另一方面，他又为摄影的极度真实而惊叹。从他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如实再现上“技”高一筹的摄影术给画家带来了怎样的反思：逼真再现是绘画的唯一目标吗？此后，一系列的变革衍生而出，绘画另谋出路。西方19世纪末期，写实绘画这座“雷峰塔”终于倒掉了，绘画与自然拉开了距离。艺术家们厌倦了连续五百年间被动描摹客观物象的“再现”艺术，开始探索表达各自感情深度的“表现”艺术，相继出现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现代艺术浪潮影响了欧洲的美术学院，其重要的变化是以素描写生为考试标准的这一惯例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美术学院被迫解除。
徐悲鸿的写实教育体系在长期对“真实”的追求中丢失了另外一些最可宝贵的东西，比如艺术强烈的表现力与抒情性，西方现代艺术正是源于对这二者的追求，现代艺术家重寻几百年来被理性与科学磨损了的感性触角，对“真实”的超越使西方艺术重现生机。徐悲鸿太重视“正确的素描”与“正确的色彩”，对自然的逼真再现使他“宁愿牺牲我以就自然，不愿牺牲自然以就我”。他的这种为了客体真实而不惜牺牲主体真情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与他自己竭力批判的中国传统画家“舍弃其真感以殉笔墨”没有本质的区别：古人做了笔墨的奴隶，他则成了自然的仆从。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始终表现为对“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思索与实践，教育先驱们的开拓精神令人钦佩，历史的局限也使他们的失误在所难免。今天，写实艺术定于一尊的局面已经结束，美术教育亦向多极分化，尊重个性、自由创造成为美术教育的追求。严格的绘画基本功训练虽然仍受到重视，但已经不再以西方素描简单地取代一切而作为唯一的造型基础课。造型不等于写实，中、西绘画的教学有的着重于现代性的探索，有的尝试传统的回归，走向现代或固守写实并行不悖，一种教学模式推行全国的不正常现象已成为过去。始于20世纪初的中、西艺术融合将进一步深化，产生于“西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民族化、现代化探索将在21世纪继续发展。
徐悲鸿的写实教育体系应该成为多极共生中的“一极”，走出偏狭与排他。我们应该发扬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走出“斗争哲学”的偏颇，跳出非此即彼的两极二分框架，解开中西、古今、写实、写意、具象、抽象等文化论争情结，倡导美术教育的开放性和多极性，使差异、矛盾、冲突共存互补，择优汰劣，综合创新，而化生出21世纪的新文化、新美术。
（《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再认识》分上下篇，总计3.4万字。上篇主要梳理徐悲鸿教育体系形成的原因及内容，本报刊发时有大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