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宋溪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会儿书，是郭斌这个图书馆人多年的老习惯。八年前，她从西城区图书馆馆长的职位退休之后，又被聘任为西城区图书馆管理协会的会长，“我跟图书馆的缘分，几乎就是一辈子。我们的图书馆事业现在发展特别快，必须学习，真的，‘活到老，学到老’绝对不是个形式。”
结缘 我们阅览室的背景就是故宫角楼
小时候跟着父母住在单位宿舍，郭斌就迷上了那里的图书室，看书之余，她也经常帮忙整理图书。“后来有一次，图书室的一个大姐姐要去首都图书馆办事，她跟我说：‘我带你去看个图书馆’。”
当时的首都图书馆还在国子监，郭斌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震撼：“我到那儿一看，呀！这么大的图书馆！还是古建！这么壮观！他们还跟我讲，那儿是过去中国‘历代皇上讲学’的地方。” 从那一刻起，郭斌对图书馆的崇敬油然而生，“当时我就想，要是能在这儿工作，该多好！”
从学校毕业之后，郭斌真的被分配到了文化系统工作，“先让我们到基层去锻炼，可以选单位。” 当听说待选单位里有图书馆的时候，她立刻表态要去图书馆，“当时别人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姑娘愿意到图书馆去工作。” 郭斌笑着说，“很多人觉得图书馆是个给人做嫁衣，默默无闻的工作。”
那时的西城区图书馆在西华门，“也是一个古建筑，是武官朝拜天子的后朝房，挨着故宫筒子河，图书馆阅览室的背景就是故宫角楼。”
郭斌的职业理想实现了，但“特别喜欢图书馆”的她也有过动摇，并且直接导致了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西城区夙称文化教育区，我们的图书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总馆有分馆了，在当时区县图书馆里，我们的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但那时候图书馆的工作还是很传统，更像藏书楼。我就觉得图书馆太封闭，太死板了。” 困扰中的郭斌想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当时单位推荐我去北大上学，学图书馆专业，但是我没去，放弃了。”
后来再去北大进修时，她一个人坐在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哭了半天，“那么难得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真是脑袋进水了。”如今，头发花白的郭斌回忆当年的自己，哈哈一笑。
从馆长到会长，郭斌再也没有离开过图书馆。而这个行业近年来的变化，让这个老图书馆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压力。
新意 菜市场也能开图书室
“过去我们跟国际上的同行交流，总觉得和别人差距特别大，尤其是在硬件上；但是现在不同了，别人常常也会用羡慕的眼光来看我们；像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的负责人，曾经到我们的图书馆也参观过，他就感叹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太快了。’”
身在其中的郭斌，则看到了硬件提升之外更深层次的变化，“我感觉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最近十年，而最近三年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不光是场馆建设这些硬件的提升，还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像张家港市的驿站图书馆、扬州的城市书房、北京西城的公共阅读空间……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 郭斌感到，这是一个和自己当图书馆馆长时完全不同的发展环境，图书馆不再是藏书楼，图书馆管理协会也不再局限于只为会员单位服务。
“曾经有个超市找到西图协会，想在店里建一间图书室来吸引顾客，但后来因为客流很好，图书室挤成了一丁点，成了个点缀品，我们觉得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于是西城商委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建议我们到他们的网站上‘招商’。”郭斌和同事们虽然也犹豫公益组织“招商”靠不靠谱，但还是决定试一试。“当时的四环菜市场找到我们，想在市场里建一个为农民工服务的图书室。”作为西城区政协委员的郭斌恰好关注过“菜娃”的问题，“‘菜娃’是说一些农民工在市场里摆摊卖菜，他们的孩子就在菜包上待着。”双方一拍即合，菜市场腾出了一间最好的办公室，全市首家农民工图书室建立了。西图协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图书室办了起来，而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各摊位的农民工不光利用图书室教育孩子，他们自己的精神面貌也有所改变。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之后，还有人给图书室捐书捐玩具。
虽然后来菜市场由于疏解城市功能的需要搬离了西城，但这次尝试既让郭斌体会到图书馆协会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看到了社会力量的影响，“感觉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们的服务可以有很多新课题，新内容。” 郭斌和协会同事们开始思考，如何利用环境发展提供的机遇，打破过去社会组织等靠的生存方式，走出社会组织和政府脱钩后的发展瓶颈。
尝试 书不但没被拿光，还放进去不少
“就是借脑、借势、借力；很多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可以跟区域里方方面面的资源合作。”郭斌总结说，“比如‘老龄化’问题是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热点，政府和社会都很关注，那我们能做什么？书，亦药也。我们就发挥图书的作用，为银发群体提供‘阅读疗法’，把阅读推广活动做到社区，让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健康快乐生活。”
书是资源，但作为一个5A级社会组织，他们的资源不仅是书。西图协会和北京邮电大学的公益组织“夕阳再晨”合作，请大学生们到社区来教老人们用微信，“有老人当场就跟在国外的孙子通话了，孩子还特别吃惊：奶奶你怎么会用这个？”
“我们还在汽南、前铁社区挂了科普主题的图书‘迷你箱’，不用像图书馆那样需要借还手续，还可能有滞纳金；就是让社区居民可以自取一本，也可以放一本。”筹备项目时，郭斌和同事们思考过可能会出现的窘况，“担心一放上去，书就被拿光了，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担心会不会碰上收废品的，连箱子都给端了！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书不但没给拿光，有的地方居民还放进去不少。” 郭斌觉得，这个小平台也在促进社区的邻里守望。
“很多事都是我们过去没做过的。”在不断的新尝试中，郭斌也感受到了压力：“倡导全民阅读，建立‘书香社会’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我们也有做不完的事，政府和企业跟我们要咨询的专家，公共阅读空间跟我们要专业馆员、文化志愿者……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需要探索，越来越需要把学习内化到工作中来提升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真不是一句空话。”
细节 辅导作业、帮填税表……图书馆的资源不止于书
在为国内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而自豪的同时，郭斌也在每一次交流考察中留意国外同行们的长处。“这几年，我们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真是不少了，我们的建筑规模、硬件设施已经比很多国外的图书馆更好，但在一些服务细节上还要学习。我们的硬件不比别人差，但读者量和服务内容仍然有差距。”
在美国纽约，郭斌发现当地图书馆的同行们对中国的情况极为关注。“在皇后区图书馆，我发现他们的拓展部（相当于我们的儿童部）装饰很眼熟，他们的主任就乐了，说这个布置是跟大陆的图书馆学的。在布鲁克林图书馆，他们的一个负责人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数字图书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关心这方面？他说，这几年中国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到图书馆来查中文资料，所以他想了解一下哪些资料适合他们的图书馆。其实国内的图书馆现在也购置了大量的数字资源，但利用得不是特别好，缺乏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另一个在郭斌看来非常值得借鉴的，是美国图书馆为社会融合所做的努力。“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图书馆也专门为移民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比如皇后区的图书馆有63个分馆，他们会特别关注区域里的新移民。过去叫‘扫盲’，现在不是了。比如现在有很多美国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他们就会利用华裔的移民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然后再对新移民进行教育。他们的图书馆里还提供每个街区里人种、民族的文献，定期组织活动，把区域里各个移民群体融合在一起。”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也承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责任，比如他们的馆员都会熟练地填写税表，因为这是公共图书馆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每年的纳税日帮助国民填写税表。另外，他们的公共图书馆有少儿部，他们把图书馆作为少儿的安全岛，里面的馆员还要给孩子们辅导家庭作业；图书馆甚至和软件公司合作，开发图书馆作业辅导系统。”
让郭斌印象深刻的还有首尔图书馆的残障阅览室，“韩国国家不大，图书馆规模也不大，比如首尔图书馆，就是四千多平方米，他们的残障阅览室服务细节做得非常好。举个例子，假如我右手有残疾，它提供左手键盘；我左手有残疾，他有专门的右手键盘……很体贴。我们很多地方国家也一直在投资建设残疾人阅览室、视障阅览室了；但是对特殊弱势群体的服务不光是形式上的，而应该想办法提供完备的措施，让他们更好地利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