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的去世，毫不意外地激发了媒体和观众的怀旧情绪。他的经典电影如《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等，从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再次被唤醒，而即将在京上演的话剧版《办公室的故事》，或许是中国观众缅怀这位老人的最好纪念。
这一版《办公室的故事》由冯宪珍和韩童生两位老戏骨主演。尤其是曾经为那部同名喜剧电影配音的冯宪珍，在许多中国观众的心目中，她早已成为那位统计局女局长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芙娜·卡卢金娜的化身，还有她留在电影中的那些有趣的经典台词，一些老影迷至今仍能流畅地复述出来。
对于这样的老影迷来说，观看话剧版《办公室的故事》肯定会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从此前连排时的情况来看，该剧完全忠实于剧本原作，特别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段落，与电影中的台词如出一辙。另外，该剧还使用了电影中的经典配乐，只要那伴着口哨的旋律响起，便会将人们带入那个熟悉的情境之中。
但是，这样的文艺作品除了能够触发人们对过去年代的美好回忆，还能否与今天的现实发生关联呢？这或许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却是创作者和观众都无法回避的。比如梁赞诺夫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电影作品，事实上已经在荧屏上绝迹多年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时代的隔阂所造成的。
借助舞台重温《办公室的故事》，这样的感受会尤为强烈。剧中的办公室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关单位，这样的环境曾经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却与今天的职场环境大相径庭。因此，当年的创作者揶揄官僚机构内部习气作风或是讽刺计划经济的死板规矩时，类似这样的情节已无法令今天的观众产生痛痒之感。
今日复排该剧的创作者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观看连排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那些经典台词之间，演员们悄悄插入了女神范儿、土豪、闺蜜之类的流行语汇，试图以此来制造与时俱进的效果。另外，他们还刻意加快了对话的速度，这使得剧情的推进速度显得十分紧张，也更易产生夸张的喜剧效果。
不过，类似这样的补救手段是无法营造出真正的时代感的。事实上，只要剧中那个负责工会工作的女干部一冒出来张罗事情，观众的情绪就会立刻被丢回陈年旧事之中。总之，这部作品很像一个被封印在玻璃罐子中的精致标本，它不可避免地与今天的生活发生了脱节，并且令观者因为时间的逝去而心生悲伤。
我肆无忌惮地写下这些大逆不道之言，丝毫没有否定梁赞诺夫的意思；恰恰相反，这或许正是梁赞诺夫早已试图告诉观众的道理。早在1983年出版的《未作出的总结》一书中，这位著名导演便开诚布公地说出了一番充满智慧的判断：“幽默在逐渐衰老和死亡……不朽的幽默是不存在的。”
梁赞诺夫所说的幽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我们谈论具体作品时所说的笑料、包袱或噱头。他将这样的幽默理解为“一种社会范畴”，是对特定社会和特定时代断面存在的恶习、弊病和反常现象的暗示、嘲讽和辛辣揭露，这样的幽默永远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
梁赞诺夫清醒地认识到，当社会生活条件改变了的时候，具有迫切意义的社会讽刺也将会立即消亡，因此自己所创作的幽默是一种注定要凋萎的样式，“指望一代又一代人高度评价你的作品，指望过了数十年之后它们仍将引人哈哈大 笑，指望子孙后代记得你的名字，说得婉转一点，这是靠不住的。”
但是，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生命很可能是短促的，这位创造幽默的艺术家并没有转而去寻求通向“不朽”的途径，而是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去面对生活本身。他说：“我们这些嘲讽者对‘后来’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因此我们只能瞄准现时代，瞄准我们的生活。”
《办公室的故事》正是“瞄准生活”的产物。
有一个或许并不为大多数观众知道的细节，《办公室的故事》原名是《同事》。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明白，尽管这部作品的故事主线围绕着爱情展开，但创作者真正想要呈现给观众并促使其思考的，其实是在办公室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剧本中有一段并不太出名的台词——
有这么一个名词：同事。这个词的意思是指那些在一起上班工作，然后下了班像陌生人一样各回各家，互不相干的人。可我不久前才弄明白，同事——是个很好的词。要知道，我们一生当中几乎有一半时间都要在工作中度过。实际上，这儿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这段台词无法令人发笑，却可以拨动每一个“职场动物”的心弦。这正是《办公室的故事》令人着迷的一点，在滑稽的情节和浪漫的爱情之下，创作者埋藏着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和理解，让我们看到了其对现实人生的尊重，也让我们发现了生活本身的善意。这样的情感，是今天那些闭门造车的段子手们永远无法山寨的。
也许正像梁赞诺夫自己所论述的那样，当旧的时代渐渐远去，终有一天人们会对作品中所描述的世界一无所知，并因此无法为那些幽默的事情而发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没有忘记以幽默的心情看待生活，笑声就永远不会消失。我想这才是梁赞诺夫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