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勒克莱齐奥为什么非要拿老舍说事呢？他接受的，究竟是谁？
其实，让勒克莱齐奥陶醉的，是常被我们忽略的那个老舍，即民粹色彩的老舍。
老舍大多数小说都有民粹倾向，以《四世同堂》为例，其中的穷人都是好人，即使变坏了，也是被坏社会给逼的，倒是在读书人中，才会有蓝东阳、冠晓荷等比较纯粹的坏蛋。穷人讲道德、最正直、爱干净，且相好庄严，而胖桔子、大赤包等不仅卖国，生活作风不检点，长得还特别难看……
怕大家没看懂，或看得高度不够，老舍特意写下了这样的话：“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平时成天操心老人孩子、油盐酱醋，民族危难一旦降临，她们就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
一言以蔽之，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充满苦难与压力的社会中，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宣言更激动人心了，因为太多的伤害，终于找到了责任人，压抑已久的愤怒，也终于有了释放的方向。
不必评价民粹主义的优劣，令人印象深刻的，倒是它给普通人带来的巨大激情与道德提升。法国大革命时，昔日流浪汉们冲入卢浮宫，可他们不仅没趁机抢走文物，反而义务担任护卫者，因为那些财富已经属于“大家的”。
但，这种激情在现代社会中正渐渐被窒息，随着曾经的困境一一得到解决，我们惊讶地发现：新的困境又出现了：人类日益丧失个性，那些足以构成我的元素悄然退去，当历史终结时，存在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与没我，究竟有何差别？我们拥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却突然找不到问题了。而这样的困境，又该怎么突破呢？
所以，勒克莱齐奥必须四处挑战，他需要复归批判的能力，以在否定中重新获得自己，而当实在找不到可以否定的东西时，他宁可去制造出来一个。
在勒克莱齐奥的批判中，许多陈义过高，他反对现代性，却拿不出替代方案，他赞美自然、原始的文明，却故意忽略其中所包含的更多杀戮与残忍。当一个人曲高和寡到一定程度，且被反复挖苦“只有批评，没有建构”之后，自然而然会去发明“同道”与“先知”，这既提供了“早已有之”的合法性，又能安慰内心的孤独。
老舍礼赞平民、热爱乡村，厌恶洋派青年和富贵人，本是为时代开出的解药，可勒克莱齐奥却有了全新的读法：老舍热爱自然，反对现代性，他是受排挤的、传统生活的保护者，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于是，老舍成了“思想家”，而且还是“最独特、最真诚”的那种。可问题是，从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中，很难读出老舍的味道来，很难相信，两人之间存有师承关系。
老舍怀旧，并不是因为厌恶当下，他在《正红旗下》中提起旗人时，写道：“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的又有点糊涂的梦。”在老舍笔下，骆驼祥子、沙子龙、《月牙儿》中的主角等，都是失败者，最终走向颓唐无奈，可在勒克莱齐奥笔下，拉拉、奈玛、莱拉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坚毅且无畏，他们不过是勒克莱齐奥召唤回来的左派精神，越被生活伤害，就越要死磕到底。
中国和法国都是革命后的社会，在文化上易产生亲近感，而这份亲近感常掩盖了彼此间的误读，法国人提到的孔子、老子的“名言”，许多是中国人从未听说过的，可见在互相吹捧中，真相如何已不再重要。
或者，文学天然苦命，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东西写出来了，传成什么样，全凭运气。真读过《离骚》并喜欢它的人并不多，却也没妨碍谁过端午节时一脸虔诚地去吃粽子。
总之，法国人在夸他们脑子中的那个猛汉，而我们却特别在意“世界性作家”之类的高帽。作为谈资，固然有趣，可太当真了，则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