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老舍（前排右一）和朋友在纽约聚会
纽约老舍的故居（有行人的门洞）
纽约老舍故居东街口
纽约老舍故居出门所见街景
纽约老舍故居西街口所见
作家老舍研究中有一个公案跟纽约有关。众所周知，老舍在1946-1947年间曾经跟曹禺、叶浅予被作为文化闻人邀去美国访问一年。盖因为，此前苏联曾向中国文人伸出过橄榄枝，其大背景是：二战结束后，苏联邀请郭沫若、茅盾、丁西林访苏。虽然那时冷战尚未开始，可美国已然开始跟苏联暗较劲。当时中国内战在即，美国外交界和知识界出谋划策攻心、笼络中国，同苏联在舆论上争取优势。史料显示，这场文化活动是费正清等促成的。
为什么选这三人呢？也有其考量。老舍和曹禺抗战时在中国文艺界是一面旗帜，有代表性，而画家叶浅予也是倾向民主的。以他们三人各代表着中国的文学、戏剧和美术界去美国参观、镀金，堪称是有心机及合适的考量。
后来，曹禺跟老舍同船抵美，但曹禺却提前于1947年1月即返国；叶浅予偕其妻舞蹈家戴爱莲赴美，也是按时去按时回；老舍却延期至1949年12月才返国；本来计划1年，却在美国待了将近4年。
在这三人中，老舍的欧美生活经验最足。他1924年9月到1930年2月间曾赴英伦三岛5年半，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加上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在美国生活的将近4年，其欧美经验在现代作家中是较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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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何滞留美国？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老舍访美为什么滞留美国？这大约是所有读者都关心的话题。
不归或许不是老舍本来的设计或者蓄谋。老舍在赴美前名声如日中天正是好时候。行前，老舍开玩笑说，他此次赴美是“放青儿”，自己好比是一头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换毛，然后马上回来，以做更长途的跋涉和承担更沉的负重——然而，他却并未急于回来而是滞留了。
那么，先看看他的同路者回来后干了些什么。跟老舍同去的曹禺没有待到预定的期限提前归来，回国后忙得热火朝天。其时国共大战，他迅速离南赴北，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建。而画家叶浅予出国前在上海总领馆签证时美国领事就告诉他“美国不是样样都好，你可以不客气地挖我们的疮疤”。他呢，回国后真的在北京报纸上连载讽刺漫画《天堂记》揭露美国阴暗面，一直画到1949年北京解放。
我们再看看老舍为何滞留、滞留在哪儿，滞留期间又做了些什么。
老舍访美，头一年的活动非常频繁，以至于本来准备“放青儿”的老舍抱怨他几乎被这种热闹累垮。他跟曹禺周游了当时美国的一些主要都会城市，观摩了数十场戏剧演出，做过一些文学讲演，会见外国作家并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又跟曹禺一道在纽约给张伯苓拜寿，参加作家写作营，观摩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其间还受邀访问加拿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老舍跟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结识和友谊。这是促使他滞留纽约的一个要素。
结识赛珍珠，使得老舍作品翻译在美国展开了新的一页。众所周知，赛珍珠除了是个著名作家，也是出版家。她丈夫是个伯乐，拥有出版社而且成功出版畅销书。老舍来美前，其作品《骆驼祥子》已在美翻译出版，但来美后他发现此书的译者既不忠于原著且在版税上几乎是强盗般占有了他应得的利益。赛珍珠得悉，开始仗义执言帮他介绍新的文学代理人，并帮他打官司。
此事促使老舍思考。在赛珍珠的帮助和鼓励下，老舍开始重新考量写作计划。转眼到了1946年底，访问规定的时间逼近，此时的中国内战爆发了。曹禺盼归，老舍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先留下来，静观时局，同时继续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
留下来的日子显然没有第一年的时光好过。原先他是美国国务院请来的客人，风风光光，出入体面而且生活有保障。一旦从访问学者变成了滞留客，待遇就两样了。这种情形慢说是在当年，即使是在今天也可想而知。幸而，老舍有赛珍珠的帮助，从移民局办妥了允许滞留的法律手续。
据史料可知，曹禺回国后，老舍很少有朋友往来，他在纽约租了两间公寓房，终日辛劳进行艰苦的文学创作。从1947-1949年，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并参与翻译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戏剧《五虎断魂枪》等。
脱离了战乱得以在一个和平、安逸的环境下创作，于老舍是一件幸事。的确，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的生活显得很知足，说到他的《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看到这，大家一定以为他的这段日子很惬意。可事实是怎样的呢？其实老舍在同一时间写给友人的另外的信里更真实地剖白了他的内心：“……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开开眼界。今年，剩下我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似应该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友人现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其间，老舍还几次生病——这样的状态和心情，能不生病么！——以至于他在信中叹道“……这年月，活着死去好像都没有多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胃，头，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么？”丧气成了这个样子，老舍的心情，可以想见是坏到了极点。但是他还没有绝望：“……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因为头昏，就会醉；爽性不吃。没有醇酒，似乎也就没有妇人；也好，这样可以少生是非。”
这些文字，似乎对老舍前面励志的话语以及他在美写“最长”“最好”的小说是另一种脚注。
按说，日子既然过得像老舍描写的这样苦哈哈的，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其实，老舍信上的这些述说，我们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老舍在纽约虽然苦，但他仍然舍不得回去。我们查到他几次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延长滞留（有“赛珍珠信1947-1-9”，“老舍致高克毅的信1948-3-4”，和“赛珍珠致代理人劳埃德的信1948-4-6”等为证）的材料，也看到了他自己的述说——“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
的确，为了译书，老舍没少付出，而且跟译者、出版人合作常有龌龊，甚至还打了一场不小的官司。老舍也去过好莱坞，寻求把作品搬上电影。
这些似乎回答了老舍为什么要滞留美国的提问。但仅仅为了今后事业，滞留美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且看看提前回去的曹禺和按时回去的叶浅予我们就知道了。显然，老舍在纽约有得有失，他也错过了为筹建新中国添砖加瓦的机会。
老舍于1949年12月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