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开始前，观众正在看展板。记者 邓伟摄
刘索拉与乐迷互动。
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穿着休闲装，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出。
10月底，第1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落下帷幕。
从18年前不被看好的艰难起步，到如今周围聚集起国际级的音乐家、铁杆儿乐迷和愿意为古典音乐提供赞助的企业，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这个圈子，其实一直在慢慢扩大，无形中也提升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审美品格。
1.常来常往的音乐家
随着悲壮而激愤的《满江红》最后一个音符的落地，10月14日，这部由杭州爱乐乐团委约郭文景创作的交响诗作品，完成了在第十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首演。为它担任指挥的青年指挥家杨洋也完成了他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的第n次亮相，“真的记不得参加多少次音乐节了，但我清楚记得，我职业生涯的开启就是在1998年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那一年，他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大四的学生。
“当时我只是帮余隆排练，常常跟着他在后台混。”音乐节草创期间，杨洋几乎每天都帮着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奔波筹备，“天天在外面拜访音乐家，联系朋友。余隆驾着自家的小轿车在前面开着，我就骑着一辆小摩托在后面跟着，满北京地跑。”
从1998年3月正式得到批复，到10月把音乐节带到北京观众面前，余隆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尽管以今日挑剔的眼光回看，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中能称得上国际名团、名家的尚在少数，但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北京这个古典音乐环境尚不成熟的城市横空出世，的确为音乐家提供了一个舞台，不仅让杨洋这样的青年指挥家走向前台，还留住了无数大师的身影，让他们与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著名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就是通过音乐节走进了北京观众的视野。他第一次来北京是1999年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时，还是作为“傅聪的朋友”，带来一场“钢琴家傅聪和他的朋友们”的音乐会。不过，这第一次亮相，麦斯基就给北京观众制造了惊喜——出现在舞台上的他，竟然没像通常所见的古典音乐大师一样身着燕尾服，而是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因为穿燕尾服会妨碍我拉琴的动作。”就是这样简单的理由，让观众一下子记住了这位独特的音乐家。
熟悉的面孔，休闲的打扮，在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这个不爱穿燕尾服的麦斯基又来了。作为“音乐节的朋友”，他有了不少自己的粉丝。从《D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到《C大调第三大提琴组曲》，再到《第五大提琴组曲》，尽管这一次他拉的是极为难懂的巴赫的曲目，北京观众依旧听得如痴如醉。
今年，麦斯基作为开幕式音乐会的嘉宾又一次出现在音乐节的舞台上。一晃18年过去，已是第五次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他，热情地跟每一个工作人员打着招呼。媒体见面会上，没有正襟危坐的拘束，也没有主持人一板一眼的寒暄，麦斯基和余隆拉起了家常，“从1999年我第一次来，算算都已经十几年了，真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再想想8年前，我还带着我女儿在这里演出过，那场景就好像是昨天。”
听到台上的麦斯基提起他的女儿，台下的工作人员也按捺不住低声议论起来，一个问：“麦斯基给你们看过他孩子们的照片吗？你们猜他最小的女儿多大？”另一个却说，“这有什么难的，他每来一次都给大家看一次，每来一次看一次，我都快背下来了。”
让北京的观众感到这样亲切的老朋友，麦斯基只是其中的一个。据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至今，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的400余场音乐会中，参加演出的艺术家多达万人。其中，潘德列茨基、捷杰耶夫等世界顶尖指挥家，阿格里奇、郎朗等独奏家，再加上何塞·卡雷拉斯、廖昌永等歌唱家，总共有500人之多。在音乐评论家陈志音看来，北京国际音乐节有着神奇的向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知名的音乐家都陆续来到这里，“作为国内最早和唯一一个音乐节常设机构，北京国际音乐节不仅仅是音乐人的节日，大家常来常往，还成为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象征。”
2.从追唱片到追现场的乐迷
在本届音乐节闭幕音乐会开始前，保利剧院的大堂内人声熙攘，自称“老许”的85后资深乐迷许渌洋在人群中转悠。走过展台，他跟音乐节的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一转头又看到一个熟面孔，原来是几年前在剧场里认识的朋友。“你也来了！今年一共看了几场？”俩人打着招呼，一起往检票口走去。对这里、对音乐节，他们已经熟到不能再熟。
从事编剧工作的许渌洋从小就对古典音乐感兴趣，当年横空出世的音乐节带给他极大的满足感，让他第一次见到了许多大腕的真身，“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和视频，平时只能听唱片，终于有机会见到‘活的’大师，怎么可能不激动？”从钢琴家玛塔·阿格里奇，到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再到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与大多数人一样，当年的小许第一次见他们，都是在音乐节的舞台上，“尤其是斯特恩，1999年离开北京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那感觉很神奇，就好像一个划时代音乐家的生命尾声，被我给抓住了。”
而让许渌洋记忆最深刻的一场音乐会，是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他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钢琴家阿格里奇。“其实有点伤感，”他嘿嘿一笑，“原来在唱片封面上看到的阿格里奇多漂亮啊，现场一见大活人，原来是个老太太了！”那场演出之后，阿格里奇还特意在世纪剧院后台开了一个小窗口为乐迷签名。那个窗口太小了，根本看不见阿格里奇的脸，但观众还是把窗口围个水泄不通。“虽然会用英文和她交流的人不多，但大家都在围着，等着。”说这番话时，许渌洋脸上竟流露出一副追星族的表情，“我也要到了阿格里奇的签名，现在有她签名的这张节目册还在家里保存着呢。”
而许渌洋在音乐节上认识的朋友张光楹是一位金融工作者，读大学时他就对歌剧很痴迷。不过在他的记忆中，早些年，北京乐迷对歌剧的态度远不如对交响乐那么热情。前几届音乐节上演的歌剧也都是《卡门》《托斯卡》《艺术家的生涯》等大家耳熟的剧目，但是到了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一次把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搬上了中国舞台。“瓦格纳的歌剧一向难懂，特别是‘指环’还是连演4天，一共15个小时，上演之前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
张光楹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指环”上演的第一天，他亲眼看见，有几位坐在座位上的观众竟然从包里翻出了汉堡和可乐，在剧场里享用起来。那时候，北京剧场可没有现在管理得这么规范。“可是开演没半个小时就全老实了，全都被瓦格纳歌剧震住了，可乐汉堡也都收起来了。”虽然演出中也有不少人中途退场，但“指环”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坚持看下来的，后来都成了瓦格纳的‘死忠粉儿’。”他还提到，现在北京的剧场里别说拿汉堡，连水什么的都不让带，越来越得到艺术家的认可。
有“指环”在前探路，后来音乐节推出的歌剧越来越“高冷”。《茶花女》之类的名字再也找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帕西法尔》等略有偏门儿的剧目。今年，音乐节一举呈现《纽伦堡的名歌手》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两部瓦格纳重头歌剧，至此，瓦格纳的主要作品已在这10年间全部与北京观众见面。据音乐节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今年上演的两部歌剧中，一部上座率高达9成，另一部在开票之初就一票难求。《纽伦堡的名歌手》首演当天还在乐视音乐的互联网平台直播，创下了60万的点击纪录。
“早年间来看瓦格纳的大多数还是铁杆歌剧迷，后来，年轻人就越来越多了。”张光楹认为，2004年算得上是一个“分界点”。那一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大幅度降低了票价，原来大多是880元的票价降到180元左右。“剧场里的学生一下就多了。我自己就没少忽悠我的同学，甚至学校社团里的师弟师妹来，有一个哥儿们就因为音乐节爱上歌剧，后来定居美国，没事儿的时候还会去大都会歌剧院看歌剧呢。”
近五年间，北京国际音乐节还吸引了一批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志愿者。演出前，他们和工作人员一起为接待音乐家、筹备现场忙前忙后，演出时他们就挤在剧场里一脸兴奋地看节目，每年的音乐节就像是他们的一次聚会。这不，今年音乐节的闭幕演出结束后，许渌洋、张光楹，还有一群90后的年轻人又一次聚集在保利剧院的大厅里。隔着人群，从“脸熟”已经变成朋友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互相点了点头、使个“眼色”就算打了招呼，那表情就好像在说：“嘿，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3.总有坚持到最后的赞助商
“下面的时间留给赞助商，请问有记者要向赞助商提问吗？”每一次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媒体见面会现场，主持人这样的话音一落，本来追着音乐家问问题的记者们就会突然变得很沉默。不仅如此，在最后的报道中，他们也很少提及企业的名字。在音乐节这个圈子里经常被忽视的赞助商们，早已习惯了这样尴尬的场面。
“坦白地说，虽然我们赞助文化事业也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商业目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推动文化建设。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希望成为这里的参与者、建设者。”音乐节赞助商瑞银集团高管何迪说出的，其实是大部分赞助商的心里话。
大多数人或许不知道，要办一场国际化的音乐会，票房收入通常只占实际投资的十分之一。如果想只靠票房收回成本，一张演出票至少要卖到5000元以上。风风火火的音乐节背后，离不开的正是企业的赞助。
然而在音乐节创始之初，情况可没有这么乐观。当年国内企业尚未形成赞助古典音乐活动的意识与习惯，为第一届音乐节提供支持的赞助商，说是余隆一家家“求”来的都不为过。18年前，白手起家的余隆为了寻找赞助，捏着三页写满北京国际音乐节创意报告的文件，和赞助商一家一家地联系，甚至在周末，他还混迹在他们家里，给赞助商的孩子过生日。这样，余隆才为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筹集到了足够多的启动资金。
“最开始与音乐节合作，我们只是试探性的投入。”回顾当年，瑞信常务董事、其中国区总代表布克曼博士说得很直白。但随着北京国际音乐节影响力的增大，越来越多像瑞信这样的赞助商留了下来，而且一坚持，就是18年。
从2000年到现在，持续为《尼伯龙根的指环》《唐豪瑟》以及《咏别》《原野》等歌剧作品提供赞助的雀巢公司也是音乐节的老朋友，“雀巢也是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赞助商，所以对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歌剧作品更感兴趣，正是她卓越的品质让我们一同走过了整整16年的历程。”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何彤说道。
而2011年加入的太古地产则是近几年间音乐节结识的新朋友，据说这还是余隆的女儿逛街时“逛”出来的灵感。五年前，余隆的女儿在逛街时发现了位于三里屯太古里的橙色大厅，这里能举办小型音乐会，厅外设有转播大屏幕，橙色大厅周边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正是年轻人喜爱的地方。“于是余隆专门来了一趟太古里。”太古地产公共事务总监林彦说，“他一下就看上了这片充满音乐气氛的商业街区，我们在艺术、文化推广的理念非常一致，一拍即合。”就这样，太古成为音乐节最独特的一个赞助商，每年音乐节的前卫演出与跨界音乐会都会在这里举办。
“不过，也确实有一些国有企业跟我们合作一两年之后就不再续约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兼市场总监马婕坦言，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和音乐节“走到最后”，“好在，更多的企业让我看到希望。”2011年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就上演了有惊无险的一幕。当时，俄罗斯著名指挥家尤里·特米尔卡诺夫突发疾病缺席演出，考验从天而降。音乐节临时决定由余隆接替尤里担任指挥，并同时从多种途径发布变更及退票通知。这个当口，该场次的赞助商瑞信集团毅然站出来，决定继续支持演出。“我们会共同面对困难，余隆能代替他指挥，这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最好结果。”瑞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布克曼说。
“其实音乐节也是他们的小baby。”与赞助商打了多年交道的马婕，早已经把他们也看作是音乐节的家人，“正是因为在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理念上不谋而合，我们才能一起走下来。18年来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我们都在一同看着她长大。”
延伸
音乐节18年：“我家有女初长成”
“我的女儿今年18岁，即将离开家乡出国读书。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年同样18岁了，也应该走向成熟。”提到刚刚经历了成人礼的音乐节，余隆总是饱含深情地把她比作自己的另一个女儿。都说“女大十八变”，从青春走向成熟的音乐节也经历了无数蜕变才走到今天。
看看头几届的节目单，北京国际音乐节想在中国普及西方古典音乐的意图显而易见。当时音乐会上的曲目除了《节日序曲》，就是《动物狂欢节》这样的入门级曲目。到2010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突然有了主题——“从巴洛克到新当代音乐”，汇聚了一系列巴洛克时期到新当代风格的音乐作品。从此之后，几乎每一届音乐节都有了中心：从肖邦到马勒，从巴洛克到浪漫主义，甚至还有理查·施特劳斯这一类会让入门乐迷听起来“犯困”的作曲家，都以专题的形式搬上舞台。“听古典音乐，已经过了胡子眉毛一把抓的阶段，我们总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总监涂松说。
在剧场里的音乐节越来越“高冷”和“精英”，而在剧场外的音乐节又有另一番面貌。2011年，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打击乐表演头一次把音乐的阵地从严肃的剧院拉出来，搬到了三里屯这个繁华的商业街区上。橙色大厅里，朱宗庆在架子鼓面前“打”得火热；橙色大厅外，一个硕大的电子屏正在播放演出的实况。电子屏下，手里捧着奶茶的、胳膊上挂着购物袋的、逛着街的，好多游客聚集在屏幕前跟着音乐摇摆起来。
从那一年起，音乐节开启了名为“都市系列”的音乐会，每年都有新潮的跨界演出在三里屯举行，不少时髦的“快闪”吸引了逛街一族的目光。2014年在这里看演出的刘索拉也一眼挑中了这儿。在今年的音乐节上，她在橙色大厅举办了一场名为“天地图腾”的音乐会，把“虎兔摇”“鸡狗跳”“雁鹤鸣”这些看名字就很欢腾的曲目首次献给中国乐迷。
说到西洋音乐，不少观众以为音乐节只能围着经典打转，其实她也很先锋。今年，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埃萨-佩卡·萨洛宁来京演出，在媒体见面会之前，他特意走到涂松跟前问道：“听说你们还演过约翰·凯奇的作品，现场反响怎么样？”他说的，是三年前的一场音乐会，当时演奏的是西方作曲家约翰·凯奇的作品。这位作曲家在西方也是饱受争议：在他最著名的《4分33秒》一曲首演时，钢琴家走到钢琴前坐下，打开琴盖，静静地坐了4分多钟，然后起身向观众鞠躬致谢，全程连手都没抬起来过。这种过于现代、过于行为艺术的“演奏”引起轩然大波，使他本人毁誉参半。但是音乐节不仅让这首富有争议的曲子在中国上演，还让崔健、罗大佑、谭盾和余隆在三里屯玩了一次现场版的《4分33秒》。“我们并非是要观众认同，而是决不能让中国错过感受先锋音乐的机会。”涂松说道。
不过，如今已经18岁的音乐节也不是没有反思过自己成长的历程。“每年在音乐节上首演的作品都能赢得很多掌声，但我也在想，这掌声到底是因为观众真心地喜欢这些音乐本身，还是只是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个第一次？”涂松摇了摇头，“可能还得用下一个18年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