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两千人面临一千多万件文物
“以现有人员规模，要修复全部受损文物需要上千年。”
有这样一组数字真实又残酷地揭示出国内文物修复行业的生存状况。据国家文物局调查显示，全国文物系统三千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接近两成属于损毁严重。而国内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就两千多人。而文物修复最大特点就是“慢工出细活”，耗时数年修复完成一件文物的例子，比比皆是。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研究员詹长法估算，“以现有人员规模，要修复全部受损文物需要上千年”，这还不包括修复过程中，又产生新的待修品。
四十出头的古陶瓷修复专家李奇在二十年里，主持修复了近千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文物、辛亥革命博物馆所藏宝贝——孙中山生前受赠的“索耳八角花盆”，而且，这些物件的修复绝大多数由他独自完成。“不是我不需要帮手，而是实在难以找到得力助手。”在他看来，文物修复不同于普通物件，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外行人眼里，文物修复可能就是修修补补，粘粘贴贴，其实学问真不少。”李奇说，一个优秀的修复师如同“全能选手”，既要懂绘画、雕塑，还要掌握化学、物理、材料方面的知识。而如此高要求的综合素养，必然导致人才成长缓慢。据了解，当年和他一道参与学习修复技艺的，大部分已然放弃。
也正因为文物修复专业人才紧缺，一些被修坏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辽宁沈阳云接寺清代壁画修缮，所用方法竟然是在残损壁画上“重绘”了一幅新作；前些年圆明园首批破损文物遭遇的“试验性修复”，不仅部分文物被无故涂抹上金漆，就连修复出来的纹饰图案也无据可循。有人笑称此等做法“如同文物贩子在作假”。
为了防范出现不可逆的“损毁性”修复，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徐飞认为，关键还在于加强专业人员配置。据他介绍，其所在部门人员共三十多人，实际动手修复的接近20人，而这已经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一支文物修复队伍了。“可以肯定，单单依靠这些人，馆藏文物一辈子也修不完。”
人手紧张是国内每家博物馆都面临的问题，故宫博物院也不例外。据了解，此次故宫推出的“修复特展”，除了本馆修复人员参与外，还从社会上借调了不少非遗传承人和修复高手。“他们中不少人的祖辈，原来就是宫中能工巧匠，此番‘进宫’参与修复，颇有点回家的味道。”在国内资深修复专家、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贾文忠看来，不少国家的文物保护已进入预防性阶段，而国内由于缺人手，依然停留在“快不行了才去救”的应急阶段。
3. 民间修复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
尽管人手不足，馆藏文物尚有专业人员保养、修复，那么，民间藏家手里的残损文物应该找谁修复？近些年，伴随民间收藏的兴起，这成为一个愈发难以回避的问题。“博物馆一般不会承接社会上的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活计都忙不过来。”贾文忠说，近些年市面上陆续出现了民营修复公司，不过，由于水平良莠不齐，并没有与市场需求对接上。
这些天，家住望京阜通西大街的卢志永隔三差五就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跑，他想尝试“聘请”馆内油画修复师给自己帮点忙。原来，他一年前遭遇了一桩倒霉事。家中一幅祖传油画由于保存不善，出现了不少霉点，他特意跑到琉璃厂请来一位民间古画修复师，经过对方一番捯饬，霉点的确不见了，画面也光鲜不少。不成想不出半年，画上就出现大块色块剥落的情形，不仅一万多元的修复费打了水漂儿，画作也难保。
有人担心自己手中的宝贝被生手损毁，还有人被修复公司开出的高额价格所吓退。在圈内小有名气的藏家刘先生在拍场“捡漏”得到民国某书法家的作品，“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为此，他只得放弃修复的想法，坐等新的买家上门了。
“一幅价值百万元的古画，花个几万元修复还能接受，但十几万元的藏品却要数万元修复费，绝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了。”贾文忠介绍说，十多年前他就提出过一个修复费用的计算公式，即根据标的物的估价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不过文物修复的基本模式都差不多，不会因为你的估价低就少收取费用。”他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对民间修复机构按照资质等级划分修复范围，可以考虑设立“文物修复大师制度”，“估价高的可以送往那里修，就像在医院挂号一样，你可以选择专家号，也可以选择普通号。”
60岁的于爱平就是上海古陶瓷修复圈的“专家号”，几年前从上海文物商店退休后，她开办了自己的修复工作室。“博物馆可以考虑抽调一部分人力支援民间文物修复，最起码可以组织专家搞一些培训。”她回忆说，二三十年前还经常有各种古陶瓷修复培训班，国内很多从事文物修复的专家都是那时成长起来的。后来由于经费等问题，类似的培训活动已难觅踪影。“现在几乎每家博物馆都拥有近乎相同的专业设备、仪器，事实上，除了极个别藏品丰富的大馆，很多设备是闲置的，完全可以按照某地区出土文物的特色，将某类设备集中一处，建立几个大型修复中心，予以最大化利用。”贾文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