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一千种写法
其中一层叫天真
天真也是修辞，是委婉说法。剥去外套之后，天真的内核是自欺欺人。确切地说，是愚昧。
奥兹来自两个显赫的家族，父系的克劳斯纳家族和母系的穆斯曼家族。这两个家族留在苏俄波兰乌克兰捷克匈牙利等地的亲人和朋友，几乎无一逃过纳粹的死神。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自主选择留下的——直至太晚。他们不肯相信压在他们头顶的那片浓云，真的会下成一场摧毁他们生命的恶雨。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他们孜孜不倦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彬彬有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非犹太人争论”，不要“高昂着头”，“和他们说话时口气要轻，面带微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怀有提高地位的野心，不能给他们造成任何借口指责我们贪婪成性”，那么周遭包围他们的敌意便会渐渐化解甚至销蚀，他们最终会被那个他们深以为傲的欧洲主流文化圈子所接纳。奥兹的祖父甚至在反犹风声甚嚣尘上的境况下申请加入德国国籍，尽管被拒。
这种自欺欺人的愚昧，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园。那个叫亚当的男人在吃了那枚禁果之后，竟天真地以为用几片树叶就可以遮挡耻辱，取悦上帝，或许还能躲过那场万劫不复的震怒。
这样天真的愚昧，不仅可以追溯到远古，同样可以延伸至现代。它不仅损毁了当事者的视力，也把同样的疾病传给旁观的人。在纳粹政权孵化成势时，前苏联正在进行一场范围极广的大清洗。当出言不慎的人被从办公室里带走送往古拉格时，他的同事会在暗地里松一口气，庆幸自己不曾多嘴，庆幸同样的灾祸没有轮到自身，就如同虔诚的基督徒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相交甚笃的犹太邻居被党卫军带走那样。
这层裹着天真的愚昧，如一块黑布蒙住了当事人的眼睛，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感和对时局的判断能力。它也给旁观者的沉默，甚至幸灾乐祸，找到了一层最体面的遮掩。它叫人们以为一条捂得略微严实一点的裙子，一张稍稍紧实一点的嘴巴，一个不那么富有个人色彩的性格，或许就能让人安全地逃过一场属于时代的灾祸。
还有一重叫耻辱和负疚
除了天真之外，奥兹描绘的多重黑暗中，还有一重叫耻辱和负疚。耻辱和负疚有很多个层面，几乎与黑暗本身一样丰富，大到可以囊括宇宙生命这样的哲学命题，小到只为一份产地错误的奶酪。克劳斯纳家族和穆斯曼家族在二战中失去了很多亲友，纳粹掠走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却扔下了关于他们的记忆。活着的人不仅为自己的幸存负疚，也为偶尔沉醉于战前的幸福记忆而自责，他们甚至为自己贫瘠生活中的少许欢乐时光感觉耻辱，因为在他们享用“先祖土地上”的自由阳光时，成千上万的犹太幸存者在战争结束两年之后依旧栖身于世界各地的难民营，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
大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所有的耻辱和负疚感之下，压着一个孩子似乎微不足道的感受。这个叫阿摩司的孩子，出生在耶路撒冷，既没有战前的欧洲记忆，也没有亲历过纳粹的逼迫。孩子的耻辱和负疚感是从大人那里继承的，几乎和遗传性疾病一样不可选择。他为浪费一度电一滴水自责，为节庆时送给亲友的一束只能维持四五天的唐菖蒲负疚，为贪恋阿拉伯村庄物美价廉的奶酪而没有支持基布兹产品感到羞愧，因为他的国家尚处在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困境中，他没有尽上自己的那份气力。他在身世显赫的阿拉伯邻居家做客时，误伤了主人家的儿子，他为此惴惴不安了许多年，因为他没有负担起父辈搁在他肩上的促进“两个睦邻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大使命。他目睹他的阿拉伯邻居因联合国决议被迫离弃祖祖辈辈的家园，他无法不为这样的景象心生愧疚。可是他身上流淌着的犹太血脉，又使他为那样的愧疚感到耻辱。他以父亲苍白瘦弱笨拙得仿佛具有“两只左手”的知识分子形象为耻，同时又为自己渴望逃离家族中的学识修养渊源而自责。他渴望成为“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而当他终于挣脱父亲的束缚来到基布兹时，他又对自己无法抑制的阅读和写作冲动负疚。
在他终生负荷的耻辱和负疚感里，最沉重的那一层，是关于母亲的死。深受抑郁症折磨的母亲，在他十二岁的那一年里离家自杀身亡。母亲不同寻常的死亡方式，向那个没有多少隐私可言的紧密社区沉默而又响亮地宣布了一个家庭中爱的失职。孩子觉得如果他“不把衣服丢得满地都是……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也许母亲做的就会是另外一种选择。没有死在阴森森的党卫军煤气室里的母亲，却死在了阳光灿烂的“先祖的土地”上，孩子感受的耻辱和自责像影子，无法剥离地跟随了他一生，以至于后来孩子和父亲一直不能提及母亲，哪怕是一个字，仿佛她从来不曾来过这个世界，也从来不曾孕育过他的生命。
耻辱和负疚是八面来风，方向错乱，力度凶猛，这个叫阿摩司的孩子站在风口里，被各样的力量扭扯成一根麻花，失去了健康平顺地长大的可能。他没有足够强壮的肠胃，可以消化家族灌进他体内的爱和期望。爱很沉，期望更沉，它们像黏滞的食物，在他的身体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堆积成难以排遣的毒素。孩子的自救途径只能是写作，因为写作对他来说是唯一一种触手可及的排毒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