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
王选登上火车，怀揣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上海，向北京飞驰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七年之后，自己会病若游丝，像“死神”的影子一样被人背回上海。这是1962年秋天的事情。背他的人是他的北大同事，当同事将他送到家，不禁长长出了口气，仿佛为一路没出大事而庆幸，甚至没在王选家多待一会儿，仿佛多待一会儿便会有什么事似的，只简单交代了几句，便匆匆离开。
母亲见到瘦骨嶙峋、呼吸艰难的儿子，落泪了。这哪是七年前的儿子？那个翩翩少年？王选也第一次眼睛潮湿，望着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在北京，王选从没有流过眼泪，甚至没有多少痛苦的感觉，只是麻木。但是看到母亲，枯涩的眼睛一下被陌生的泪水蒙住。他太瘦了，以至眼镜都显得很大。
七年前，王选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那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了200多人，都是各地的数学尖子，年龄最小的马希文只有15岁。王选17岁，也是偏小的。四年后王选以优异成绩留校，在无线电系任助教。
1960年冬天，像许多地方一样，北京大学食堂副食品奇缺，即使像馒头、米饭这样普通的主食，也从晚餐中消失了。也像所有人一样，王选的晚饭只有三碗稀粥，外加一小盘黄酱。两年前王选参加了北大“红旗计算机”的调试工作，“红旗机”由张世龙教授设计，在确定了主要设计原理和设计思路之后，张世龙大胆地把具体设计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选。设计工作不易，调试工作更是繁难，王选常常半夜起床到机房接班调试机器，到第二天吃午饭时，才跌跌撞撞地跑到食堂去吃饭。有一天吃饭途中发现身穿的蓝上衣不知怎么竟变成了铅灰色，他也没多想，当时脑子全在“红旗机”上，进饭厅前又猛然想起一个调试数据，唯恐忘了，连忙掏出钢笔记在了手心上。钢笔有点不大对劲儿，似乎细了一圈儿，直到把笔插进衣兜里，一抬脚迈进食堂，一阵哄堂大笑才把王选弄醒：他穿了别人的衣裳。王选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起来痴迷的人。本来特别需要营养的时候，别说营养了，不饿都做不到。
从1959年春天起，为节省时间，王选干脆把行李搬到了实验室，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天亮之后把铺盖一卷，接着画图搞设计。一天三个单元，他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晚上11点。晚上11点至12点是阅读外文资料、了解国外计算机动态的专用时间。到1959年夏天，初露锋芒的王选经过近一年的奋战，终于胜利完成了“红旗机”的逻辑设计。然而，就在王选为“红旗机”取得初步成果而高兴的时候，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传来：在反右倾斗争中，张世龙和另外两名北大教师被指为“以党内专家自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张世龙受批判之后即下放农村劳动。临行前，把调试“红旗机”的重任交给了王选。此前两年，已经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王选的父亲在上海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那以后王选便颇有些寡言少语，现在说话更少，唯有近乎反常地拼命工作，终日面对机器。1960年那个时候，王选在五分钟之内能喝下三碗滚烫的稀粥，饶是如此，在毫无吃相的人中王选已算是有点吃相的了。
雪上加霜的是，这年11月王选刚刚领到手的20多斤粮票被人偷走了，这下连粥也喝不成。万般无奈，沉默寡言的王选开始开口：跟食堂借粮票，分期偿还。王选身高1.73米，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也不算矮个，正年轻力壮，不过22岁，本来口粮就不足，现在又得按月偿还意外的粮债，因此不得不把每天的口粮标准降到八两。
饥饿和劳累终于把机器般的王选打垮了，王选得了浮肿病。
张老师托付的“红旗机”调试工作也停顿下来。一个“机器”坏了，另一个也会坏，似乎就是这样。王选也由此做出一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由硬件设计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尽管不放弃也得暂时放弃，浮肿让王选离开机器，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图书馆借来苏联科学家叶尔晓夫写的《快速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的程序》，饿着肚皮研读起来，其间还看了一本详细介绍SOAP汇编语言的资料，以及FORTRAN的一些文章。他逐字逐句研读，在心慌、心悸中另一种思路却也洞然打开，此刻他才觉得开始真正了解计算机。
同时也开始了解自身。如果说日后王选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结束了千年基本未变的印刷传统，让历史千年等一回，等到了王选，王选被誉为“当代的毕昇”，这一切便最早源于这次饥饿中的转型。
但是不到一年，也就是到了1961年的夏天，不但浮肿尚未消失，一场来势汹汹的不明内科疾病又袭击了王选，就如同计算机内部的软件被摧毁。王选持续低烧，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到医院透视，发现肺部有浓重的阴影，但阴影的性质是什么，大夫们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确诊。于是只能临床进一步观察。观察期间病情继续恶化，血压升高，尿中带血，白细胞已经下降到3000以下。医生开出了一张张的紧急处方，但任何药物对王选都没有效果。
谁也搞不清王选的怪病，大夫们观察了多天之后还是无法确诊。最终北医三院勉强最先做出初步诊断：红斑狼疮。这是一种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一般侵犯皮肤，也可转变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损害内脏。光听这病的名字就已吓人一跳，医生们还提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禁忌，比如王选不能随便到室外接触阳光。
一个不能接触阳光的人是什么人呢？
无异于洞穴中的人。
阴天时总可以出屋吧？王选绝望地自语。
不行，医生说，就是阴天也得戴帽子才能出屋，还要带宽檐帽子。王选那时多么需要阳光，心想见不到总可以看看户外，可身体竟虚弱到这种地步，竟然连户外的一丝阳光也不能见，王选不知道命运到底在说什么。
王选后来有了一顶宽檐的帽子，本来就有点怪的病人显得更怪了。王选不过才24岁，但自我感觉上像个老人。不，连老人也不像，他瘦得像灯杆。如果那时有机器人，王选几乎就像不吃不喝的机器人。1961年王选躺在宿舍床上，生还是死成了问题，既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也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一个莎士比亚的问题。
病休吧，王选选择了回上海，同事背他上了汽车，然后是换乘火车。那几年对王选的母亲来说堪称祸不单行：王选的父亲一生奉公守法，为人清白，偏偏在大鸣大放时说了几句话，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最小的儿子王选本来留在北大当上老师，让老人感到安慰甚至喜悦，没承想被人背回来，这还是王选吗？几年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父子两人一个成了“右派”，一个几乎只剩一把骨头。
父与子不能比较，但却是映照。
王选每月只能拿37元的劳保工资，这点钱不够看病吃药，只能节省，量力而行，维持最低限度的治疗。24岁就吃劳保，基本相当于废人。无奈之中，王选把童年时代养成的京剧爱好捡了起来，一边欣赏京剧唱片，一边习惯性地研究起京剧来。研究是王选的习惯，本能，接触什么就研究什么。尽管多年后再没显露，但王选事实上是京剧的专家，有极深造诣。当然，京剧绝不是王选的方向。
如同北京一样，上海的医院也对王选的怪病一筹莫展，而且特别麻烦的是王选的病历还在北京，忘了带过来。这难不倒王选，王选决定自己写，他根据每次看病的记忆写了一份详细病历，他把自己的病史及几家医院的诊断，甚至化验结果都汇总起来，整理出一份与医院一模一样的病历。
大夫见到病历，非常惊讶，问王选是否在医院工作？王选告诉医生自己是搞计算机的。那时很少人知道计算机，大夫颇为惊讶，也搭上王选瘦得惊人，便说：一看你就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就差说王选是机器人了。上海医生对机器般的王选毫无办法，张世龙老师途经上海看望了王选，回京后，噙着眼泪告诉北大同人：王选吃一顿饭都得休息两次，身体非常虚弱……看样子，希望不大了。
母亲说，你的病就是累的，好好将养一定能好起来。王选苦笑。母亲找了一个老中医，带王选看，开了长期的药。母亲亲自抓药，熬药，变着样儿给王选做各式饭菜，积毕生经验使出了浑身解数，王选奇迹般地有所好转，起码是很明显地摆脱了死亡的阴影。看来死不了了，王选看着镜中的自己说。
1963年春天。春天是生发的季节，何况王选这么年轻？王选凭自身的生命力，有一天居然能起身，离开病榻，能扶着病榻缓缓走几步了。这期间无论在病榻上还是缓慢走动中，王选脑子始终没闲着。因为能走动了，告别了京剧，脑子又在计算机上。实际上潜意识就从没离开，王选一直在考虑计算机的体系结构问题，以及高级语言编译系统问题。前者是硬件系统，后者为软件系统。当时即使在西方也还没流行“软件”一词，直到1964年才出现了software一词。王选想的是通过深入研究计算机高级语言的编译系统，进而提出新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换句话说，他想通过研究软件来研究硬件结构，搞清楚软件对硬件的影响。
接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机器语言是目前计算机能直接接受和执行的语言。它由二进制码“0”和“1”组合而成，难编、难记、难读、难改。后来的符号语言则用符号代替了二进制码，但仍具有机器语言的缺点。高级语言则比较接近人们的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它与机器语言相比较，就直观多了。而且易写、易读、通用性强。但是，计算机不能直接识别高级语言，必须把高级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才行。这种翻译高级语言的程序，就称为“编译程序”。
也是这年春天，当过王选辅导员的陈堃銶回上海探亲，看望过王选。王选称陈堃銶“小先生”，对陈堃銶说想熟悉软件。夏天王选给陈堃銶写信，再次提出想要有关资料，陈堃銶当时在计算数学教研室搞程序设计，于是托人从美国找到ALGOL 60资料给王选寄来。王选写信还有一个目的，看看陈堃銶的反应，做了推断之后写了第二封信，是一封“含蓄”的求爱信，要求“保持关系”云云，第一遍陈堃銶没看懂，第二遍才似乎懂了，当然没想到。陈堃銶不免一笑，这么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居然还有这想法。
ALGOL60在当时是相当复杂的高级语言，王选以惊人的毅力，气喘吁吁，逐字逐句地弄通了每一个细节，因为身体被大大消耗，常常不得不停下来，在床上躺上几天让京剧流贯自己。京剧代替陈堃銶，像是充电，虽然陈堃銶并没接王选的丘比特的箭，但一方面也没明确拒绝，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差不多是在床上，王选攻克了ALGOL 60高级语言系统，之后王选的身体像得到超能，奇迹般有了很大恢复，可以自理了，甚至可以上街了，可以拥有外滩的阳光了。王选凭栏远眺，想念北京，此时的北京有了新的内容，一个和他“保持关系”的人。
1964年，得到“爱”的超能，王选开始进行ALGOL 60编译系统设计，在桌面上堆满了草稿纸，完成了初步设计方案后便寄给了北京的陈堃銶，再由陈堃銶带领几名学生进行深入研究。翌年身体进一步好转，可以骑车了，王选产生了回校参加科研工作的愿望。这年ALGOL 60编译系统也被正式列入北大科研计划之中，陈堃銶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王选，王选辞别父亲母亲，回到北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