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
1986年，横滨。王缉志接到电话：父亲王力病危。电话不是家里打来的，是国内公司打来的。父亲身体一直很好，尽管高龄，却很少生病，以至一开始听到电话那头说父亲住院，王缉志没太在意。但接下来，电话让王缉志完全从工作中醒转过来。
“你父亲病得很重……就是说……可能等不到你回国了。”
莫不是已经—王缉志不敢多想，一身冷汗下来。
电话那头是公司总裁，总裁态度鲜明，如果需要，他可以中断工作，立刻回国去见父亲最后一面。总裁这么说意味着公司的重大损失，事实上现在不能停下来，王缉志深知这一点。
王缉志没有立刻表态，沉默片刻，挂上了电话。
玻璃窗外，樱花开放，横滨的夜景并不奢华，却另有一种梦幻感。来日本之后一直紧张工作，哪儿还都没去过，倒是做梦梦见一次与父亲游三溪园。三溪园是夜赏樱花的一个有名的处所，坐落在山手附近的一个山丘上，高地上建有一座中国南北朝式的三重塔，每年一到赏樱季，数不清的人们涌往此处，一睹樱花与古建筑交相辉映的魅力。特别是夜晚来临，樱花掩映，灯光柔和，置身在樱花园中有如梦中，而对只在梦中见到三溪园的王缉志来说更是梦中梦。紧张工作之余王缉志还真曾想有机会与父亲一游三溪，一睹传说中的夜晚的樱花，特别是鲁迅先生有文章提到过“上野的樱花”，父亲作为语言学家非常推崇鲁迅先生那篇文章的开头，专门讲过那篇文章开头的语义结构。
另一座山
王缉志是北京大学教授、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四子，虽家学甚深，王缉志却没有子承父业，在16岁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是当时班里最小的学生。因为作息时间不同，王缉志没住在北大家里，搬入了集体宿舍，住在了28楼。房间朝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燕南园自己的家。那时的燕南园可谓卧虎藏龙，冯友兰、马寅初、林庚等大师会聚于此，当时在青年教师中流传着“奋斗三十年，住进燕南园”的说法。
王缉志生于1941年，四岁时本该上幼儿园了，他却不愿和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混在一起，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只好把王缉志带到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一年以后已经念完小学一年级的王缉志参加了小学二年级的入学考试，毕竟只有五岁，考题的难度超出了五岁孩子的掌握范围。当时考试有规定，不会写的字可以在方格纸上画圈圈代替，王缉志就认真地在每一个方格里画上了圈圈。当时王力先生就在玻璃窗外看着神奇的儿子认真答题，还以为儿子答得挺不错的，殊不知王缉志一直在方格子里画圈圈。王力不仅没有批评儿子，反倒看到毕竟只有五岁的儿子的机智与从容。当然，也没予以鼓励，有些异禀既不用鼓励，也不用批评，最好自然而然。这样的分寸，也只有王力这样的父亲能把握，每每回忆起来王缉志都觉得是幸事。谁能说画圈儿不是王缉志人生的一个隐喻？
父亲因为忙，很少教育孩子，主要是身教。事实上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几乎是抽象的：一个固定的伏案工作的背影。晚上，燕南园60号小楼父亲专有书房的灯亮到几时永远不知道，从早到晚，从睡去到醒来，灯，永远亮着，好像父亲不睡觉。小时王缉志对此觉得特别神奇。灯下，是层累如山的父亲的专著。一年一年，书房里父亲的书在增加着，如同某种岩石发育着，即使动荡的十年浩劫也少有中断。《汉语史稿》《汉语音韵学》《汉语诗律学》《古代汉语》……无尽的汉语言工程由一个背影慢慢完成。这一切与王缉志选择的偏门—数学（相对于语言学数学是多么的偏）却看起来毫无关系。倒是和画圈儿有关？圈儿是“零”的概念，而“零”的概念又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事实上是一切问题的问题。
相反相成，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影响？
既然父亲已是一座高山，那就成为另一种事物。
特别有趣的是，另一种事物，最终，绕了一大圈仍与父亲有关，与语言文字有关，王缉志偶然也是必然地宿命地在另一座山上呼应了父亲。
相对于一代语言学大师的父亲，这山不高，却足够特殊。
殊途
1963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的王缉志被分配到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数学与心理学有了联系，看起来是一种很奇怪的分配，或许是一种人生的暗示？从纯数学转向人文？无法解释的事从来就具有隐喻作用。只是尚未真正入得心理学的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心理学被批判为“伪科学”，心理所也因此被划为要“斗批散”（斗争、批判、解散）的单位。1969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将心理所的全体职工除老弱病残者外一律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一锅端”了，28岁的王缉志被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的科学院干校。直到1971年2月，王缉志才离开湖北干校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位于丰台区北大地的冶金仪表厂当工人。比起从数学到心理学，这次专业转向更不可思议，哪称得上专业，实际等于零，又回到小时画圈儿时。通常过于不可思议的事物就是以失去隐喻意义为标志，而“文化大革命”谈得上什么隐喻？任何隐喻都谈不上。极端的东西从来都不具隐喻意义，或者不具任何意义。
如果非要说有“意义”的话，那就是王缉志的人生之线偶然地触及了冶金系统，仪表厂虽小，隶属的冶金部系统却很大，这样一来王缉志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就有机会随着系统上升，不久调到了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搞计算机，因此际遇也才有了他后来的发明。没有“文革”，王缉志会待在心理所，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心理学家，“文革”让他改道如同河流改道，由五七干校而仪表厂、冶金部，而自动化研究所、计算机。但这仍不能归结为“文革”的意义，“文革”仍是无意义的。以王缉志的数学专业，他迟早会接触到计算机，只要接触计算机，以他家学的敏感无疑会转向文字。事实是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很多事物会出现得早得多。感谢“文革”，或感谢痛苦，这都是低级的思维方式。低级毫无疑问就在于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方式。
真正有意义的是，当年，也就是1957年王缉志考大学的时候，父亲王力不同意王缉志学数学，当然也没要求儿子学语言学，而是让王缉志学计算机。王缉志坚持了自己的数学选择，但多年以后，在计算机这一专业方向上，父亲的愿望与王缉志的道路神奇地融合。这才是意义之所在，这里无论多神秘都是理性，都在人类的范围之内。
那几年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期间，王缉志接触了大量国外先进的计算机知识。从1976年开始，他又有幸在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研发工作组里工作了3年，这3年是他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3年，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不久王缉志又被派往上海，着手宝钢二期工程的筹备工作，同各国的计算机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王缉志都要和不同国家的工程师进行交流，那时国外的计算机技术很先进，对王缉志而言和外国工程师交流几乎就是听他们的技术讲座。同时交流都用英文，因此王缉志的计算机知识水平和英文水平都有了飞速的提升。父亲虽是语言学大师，一部《古代汉语》是全国古汉语教学的通用著作，文科学生可以说无人不知王力的《古代汉语》，但王力却对完全不相干的计算机有种关注，对儿子的工作时有过问。
同归
1979年当王缉志成为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室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时，正值国家刚开始进口微机，王缉志所在的小组也考虑购买一台微机。此时某种必然已不可逆转，这里有来自父亲的，有来自数学的，有来自难以说清的主宰，总之王缉志一步步走近人生的核心地带。经同事介绍，王缉志认识了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邝振琨在澳洲有一家叫DATAMAX的公司，DATAMAX机问世时，IBM PC还没出来。当时邝振琨介绍给王缉志的机器是DATAMAX8000，该机所带的软件有文字处理软件WordStar、试算表软件CalculStar和数据库软件dBASEⅡ等。这台带有文字处理软件WordStar和MailMerge（邮件合并）功能的微机，让王缉志大开眼界。
不久，王缉志用DATAMAX 8000主机和TeleVideo终端，加上一台伊藤忠的打印机，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需要自己去做有关的驱动软件，王缉志便开始认真阅读打印机的说明书，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由8根针组成，通过软件指令来控制每一根针的动作，属于由点阵组成图形的打印机。国内当时所用的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显然，这种针式打印机在操作上要灵活得多，因为从理论上讲这种打印机可以打出用点阵组合成的任意图案或者文字。
这个理论发现，历史性地落在王缉志身上，是数学的作用？父亲的作用？计算机的作用？对文字敏感的作用？应该说都有，甚至缺一不可。如果王缉志没有对语言文字那种基因式的敏感，他能一下子洞见那种发现吗？王缉志激动异常，血液沸腾，连夜按“可以打出用点阵组合成的任意图案或者文字”，编了一小段程序，然后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7个汉字！这是破天荒的，汉语的天荒，从来没有过！
这个成功让王缉志兴奋不已：能打印7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
这件事王缉志告诉了父亲。
王缉志还记得当时父亲的表情：凝重。
一如古老青铜器般的凝重。
目光也如青铜器具里的火。汉字，汉语，汉文化之火，千年之火。
且无比神奇，父亲的直觉竟然成真了。
这都寓于凝重之中了。
当然，能打印7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打印汉字。但是，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只能自己动手做。
王缉志在用与父亲不同的方式研究文字。
而方式相同也并非王力期待的。
王缉志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动员全小组的人都一起来做，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形用16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电脑。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方式进行数字化处理，就像某个阶段你必须用马车拉着火车头，人多势众，哼唷嗨唷。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16点阵字库。
这些已不是《古代汉语》的作者王力所能理解的。
也用不着理解，他的使命已完成。
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又成为关键。需要汉字输入法，当时国标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如果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王缉志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这没什么难的，不久一个简单实用的拼音输入法大功告成。但是汉字有许多同音字，用拼音输入法就要解决选字问题，这就需要能够看到拼音输入的汉字。能看到，这非常的关键！这就需要终端，需要屏幕，而这已是准电脑，准PC。
可当时的终端即屏都是英文字符，根本显示不了汉字，而且一般只能显示80×24个英文字符。人生的核心地带总是一环扣一环，环环都是挑战，都是创造，都是天才的铸成。王缉志既然已经开始了创造发明之旅就不可能停下来，特别是如果前面都已是对的，后边就没道理解决不了，事物自身的逻辑一旦产生就什么也不可阻挡。王缉志被逻辑推着，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有一天终于又想出一个办法：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四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如果有人到王缉志这个位置可能比王缉志解决得更好，问题是没人到了王缉志这个位置，某种意义上王缉志站在汉字的最突出位置。
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后，王缉志已经完成了第一台中文的电脑输入与输出系统。而他实际应用的第一案例也是自动化所里财务科的报表，他把中文财务数据录入电脑，用dBASEⅡ处理，并打印出第一份整齐的中文报表！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意味着太多东西，意味着汉字跨越了数字化的千年鸿沟，从王力到王缉志隔着五千年。谁又能说王缉志不是子承父业？谁又能说王缉志不是另一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中华文明奇迹般地过渡到现代文明，并且还要过渡到未来。这是世界上唯一过渡到现代的古老文明，连续的、未中断的、还在发展的文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聂鲁达20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面对长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许多文明都消失了/你依然存在。但如果不能将汉字数字化，如果最终只能拼音化，拉丁化，这个文明将会真的出现巨大的鸿沟，而鸿沟的另一端意味着什么？现在父子隔着鸿沟手握在一起，或者说拥抱在一起，这个文明就是一个完整的又是新的文明。而文明之幸就是这样来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的垂青吗？当然，不是王缉志一人在做汉字数字化工作，但王缉志与父亲的鸿沟相握是最有意味的。而更有意味的是，父亲孕育了王缉志，不仅在身体上，也在神秘的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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