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宋子文黄金政策失败以后，蒋介石便决心借机摆脱宋子文对他的羁绊。1947年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海黄金每两涨价至五万余，美钞涨至一万一千余元，经济崩溃已临头矣，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蒋介石逼宋子文主动辞职，裁撤了贝祖诒。3月1日，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子文辞职行政院长，由余暂兼，实为政治转机之锁钥也。”至此，蒋介石完全控制了财政大权，为币制改革人员的调整和改革的推进铺平了道路。
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剧情涉及1948年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的那段历史。尽管电视剧有创作的成分，故事情节有虚构的内容，但真实的历史却与电视剧一样精彩。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命令”的形式颁布金圆券改革令。未及两月，金圆券改革即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失败告终。从改革伊始到后来的研究，金圆券改革受到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认为是在完全不具备改革条件下的“荒唐”之举。那么，金圆券改革如何从经济规则的考量演变为政治利益强制的过程，就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利用保存于中美两国的档案资料与亲历者资料，对决策内幕进行钩沉，逐步廓清金圆券政策出台的历史过程。
币制改革决策的核心机构是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政策的成败自然与这些部门的主事者密不可分。金圆券改革前的短短时间内，上述核心机构的主事者曾进行过三次大换班。抗战结束前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但是宋子文内阁因抛售黄金政策的失败而倒台，1947年2月，宋子文被迫辞职，贝祖诒也被撤职。张群继任行政院长后，俞鸿钧仍连任财政部长，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张群内阁曾采取抛售敌伪产业和发行美元短期公债库券的办法，以图回笼法币。但所有这些做法并没有遏制住通货膨胀的速度，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金圆券改革也就在翁文灏内阁任内“轰轰烈烈”地推行了。
掌控财权大权，蒋介石谋币制改革
蒋介石对于改革币制的想法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积极推动币制改革。1945年9月13日，时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奉蒋介石手令：“今后改革币制发行新币之方案及其实施之时期，希即密为研究议拟，从速呈报为要。”10月18日，俞鸿钧即呈报了《改革币制之准备工作及新币纲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新币定名曰元，其对外汇率，订为每五元合美金一元，此项汇率，较战前法币价值略低，当可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之发展。
二、新币与法币间应根据当时物价及汇价情形，规定比价，然后依照比价，将法币陆续收回。
三、上项比价规定一个月后，应将新币汇率加以复核，必要时酌予修正，随即将汇率通知国际货币基金。
四、新货币之本位用金，但不另铸金币，以外汇表示其价值，辅币分二十分，十分，五分，一分四种，以银、镍、铜分铸之。
五、新币发行权应为中央银行所独占，其准备分(1)金银及其他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之货币或存款。(2)优良之短期商业票据及货物栈单。(3)公债与国库券。上项准备最低不得少于发行总额百分之三十五，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有不足或超过情形，中央银行应即运用公开市场政策及利率政策从事调整。
六、纸币发行采弹性制，中央银行得视社会经济发展及准备金情形随时调整发行额，但为防止发行权之滥用起见，应设置一发行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于每次调整发行额之前，
应先提请该委员会审查通过，政府对于发行与准备事宜，应绝对公开。
七、设立外汇平准基金，确保新币对外价值之稳定，对于一切正当外汇需要，尽量供应，但对于资金逃避现象则仍应与国际货币基金切取联系，严予取缔。
八、关于外汇平准基金之运用，应于中央银行设立汇兑局处理之。
九、新币发行后政府一切收付民间一切交易及契约之订立应统以新币为限。
俞鸿钧认为整理币制能否成功，要看下列三项条件是否具备：(1) 国内外运输畅通，贸易恢复，物资方面得到接济，后方与收复区物价获得相当而接近之水准。(2)财政状况改善，不再以发行为挹注，俾货币对内价值得以稳定。(3)国际收支能维持平衡，保持外汇基金不能耗竭，以稳定货币对外价值。显然，在当时这三项条件都未达到，但蒋介石却认为币制改革可以推行。10月30日，蒋介石就对俞鸿钧呈交的《新币纲要》做出批示：“办法可予照准”，并认为新货币发行时似可即铸少数金币。财政部认为币制改革条件不成熟，发行金币似应从缓。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也对改革币制顾虑重重。因此，改革币制的日程就被推迟下去。
蒋介石显然对此极为不满，并借机剥夺了长期为宋子文所把持的财政大权。蒋介石对于宋子文长期把持财政权、无视他的意见早就不满，此种矛盾在蒋日记中多有记载。1927年1月5日：“上午与子文谈话，向余辞职，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与樵峯商议财政办法。”1933年1月13日：“与子文谈财政之策，苦劝其注重地方经济，使其发展而改变向来剥削政策，彼冥顽如故，仍无法救药，革命因彼之故，必遭失败也。”1942年1月15日：“子文私心与野心不能改变，徒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奈何。”1943年10月18日：“召子文来商，……及其最后言至不可与余共事之句，余乃愤怒难禁，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大声斥逐。此人实不可复教，余自十三年起受其财权之管制与妨碍，甚至其愿受鲍尔廷之驱策共同打击于余，不知凡几。二十年复以其财政问题各种要挟，以致不能不拘胡而致党国遭受空前之祸患。今复始以其个人私见而欲党国外交政策以为其个人作牺牲，恶乎可，此诚一恶劣小人，不能变化其气质也。”1945年7月21日：“子文自俄回来，其不愿负责签约，是否有意为难，故不能断定，但其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对于独占财政经济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此实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如何使之彻悟悔改，以期其成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宋子文是积怨已久。
1945年7月24日，孔祥熙被解除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蒋介石的意见是由其心腹俞鸿钧补缺。他在与宋子文沟通时，“明告其中央银行总裁人选，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能信任者不可。”但宋子文坚持让贝祖诒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否则他不能承担行政责任。蒋宋的斗争结果是以蒋介石的妥协告终，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并受宋指挥。
1946年宋子文黄金政策失败以后，蒋介石便决心借机摆脱宋子文对他的羁绊。1947年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海黄金每两涨价至五万余，美钞涨至一万一千余元，经济崩溃已临头矣，子文害国之罪不可再恕。”蒋介石逼宋子文主动辞职，裁撤了贝祖诒。3月1日，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子文辞职行政院长，由余暂兼，实为政治转机之锁钥也。”至此，蒋介石完全控制了财政大权，为币制改革人员的调整和改革的推进铺平了道路。
几度走马换将，改革计划仍难推行
1947年3月，张群继任行政院长，俞鸿钧连任财政部长，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在对张嘉璈的职务尚未正式发表之时，已提出“改革币制之从速实施”的设想。3月22日，蒋介石批准发行美元公债4.8亿元，他认为接下来的步骤便是“着手改革币制”。此后，他不断推动币制改革，6月份的日记中屡屡提及“发行新币之研究”、“改革币制之计划”、“约公权研究发行新币与禁用外币令”、“改革内政与币制”、“经济与币制改革新方案之督导”、“经济与币制之措施”、“与公权谈币制改革问题”、“改革币制之方案”、“发行新币制”、“币制改革方案之督导”等，几乎无日不谈币制改革。可见币制改革已成为他关注的首要问题。1947年7月2日，蒋介石与张嘉璈研究改革币制方案，讨论利害得失，决定购银制币兑现办法，以恢复币信。他要求张嘉璈“速发行银币，俾得暂维纸币信用，切勿再望美国借款后方整币制，贻误国事。”
但是张嘉璈对币制改革的态度远没有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张嘉璈认为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减少中央银行的垫款，这是美元公债库券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他担任央行职务之成败所系、实亦政府基础能否稳固之所系。但蒋介石否定了张嘉璈的提议。张嘉璈为此慨叹：“我之发行公债库券计划，将全盘失败，等于一场空梦。诚恐国家恶运，注在今日矣。”并且认为“我之计划既难实行，理应挂冠以去。”张嘉璈认为购银制币兑现的办法，实施的前提条件是至少举借价值5亿美元的生银贷款。与此同时中央银行的政府垫款，必须有限制，与财政部尤须划分界线。若中央银行长此为财政部附庸，予取予求，无论用金用银，均无办法，不久币制仍将崩溃。1948年3月12日，蒋介石以经济险恶，物价飞涨，又召张嘉璈商量改革币制，准将招商局、中纺公司等国有财产归中央银行，抵借为发行新币基金之用。1948年4月7日，与张嘉璈谈稳定币价与改革币制的次第程序，拟利用美援物资之收入平衡外汇与收支，先稳定物价而后改革币制。张嘉璈所提出的减少中央银行国库垫款的条件当然不可能实现。非但如此，中央银行国库垫款日增不已，以致发行日巨，物价日涨，外汇存底日益减低，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仅依赖于种种治标之策，等于杯水车薪。因此，银币兑现的方案也没有实施，张群内阁亦未达成蒋介石所期望的币制改革计划。
1948年5月，蒋介石再度更换币制改革人选，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6月 5日，蒋介石认为：“通货膨胀已至第三期最危险之程度，仅恃外援与现金实无挽救之道，对于实物与土地货币乃应切实准备，以应急需也。”6月24日，蒋介石提出：“如以已有现款与美元物资为基金，而将原有通货存储收兑，发行新币，何如。”6月29日，蒋介石即对俞鸿钧指示对币制改革与平抑物价之要旨与方法。并召见翁文灏和王云五商议改革币制及平定物价之根本办法。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币制改革的思路此时已基本确定。7月1日，蒋又召见翁、王、俞协商币制与平价方针及办法。他自己也认为“对于改革币制与管制物价已有大体之办法，惟在实行与准备如何耳”。
但是对于这样的币制改革计划，俞鸿钧不赞成。于是蒋介石专门约谈俞鸿钧，对他展开说服工作。据其日记记载：7月14日“下午研究经济政策与财政问题，与俞鸿钧讨论发行新币问题，彼已不坚持反对主张，惟能延迟时间则尽量延迟，以待九、十月间之发行，则先得我心也”。做通了俞鸿钧的工作，蒋介石即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金圆券出台的各项工作。7月28日下午，“审阅改革币制具体办法，并指示蒋经国商谈经济管制之组织与人事”。7月29日，“俞鸿钧来见，面商改革币制方案，晚课后翁、王、俞等来商币制问题”。8月8日晚，“约翁文灏谈经济币制事，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以现有各种硬辅币，其价值五千万元以上，而日本收回之铜质尚不在内也”。8月19日，“到政治会议提出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之临时命令，讨论至六时，乃作最后决定，修正几点通过，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张，因子文、岳军、公权、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终以事急事迫不得不由此一举，詠霓[翁文灏]与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
8月19日的日记点明了金圆券改革的主使者即是蒋介石，频繁的人事变动，只在于这些人是否肯迎合、推行他的想法。金圆券改革的最终推行，除了蒋介石最终控制财政大权和人事调整，还有对立法程序的变更。1947年12月，在制订1948年的年度总预算收支时，由于收支相差70%以上，蒋介石即临时提出改变立法程序，授权于行政院对整顿岁收有权宜处理等六项原则。蒋介石认为“此实为对财政与政治之处理最重大之方案也”。并认为“此为补救财政惟一之道”。194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任总统，通过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紧急处分的特权，可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由总统以命令颁布。这就是金圆券改革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的原因。
先天条件不足，两个月就告夭亡
综观金圆券改革决策的内幕，可见其逐步偏离经济问题的考虑，而更倾向于服务政治的目的，这正是蒋介石本人对于币制改革的主张，尽管当时的主事者提出许多合理性的建议，甚至是严重的警告，都未能阻止或改变他的想法。金圆券改革前所提出的诸多币制改革方案都有相应的前提条件和配套措施，包括王云五拟定的改革方案中也是如此，但这一切都不在蒋介石的关注范围之内，他只关心借此达到政治目的和对金银的掠夺。
从金圆券改革颁布的程序来看，也不合常规，币制改革后舆论反映“金圆券法令出台前只有极少数人了解此事，因此在一系列法令突然宣布后不仅一般民众吃惊，而且许多立法委员和其他官员也有些震惊”。特别是立法院对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的构成及代表性提出强烈的质疑。立法委员皮以书即提出：“监理委员是由行政院聘任，所聘任的大都是上海的豪富大亨，这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大权还是操在行政院手里，所以监理委员会必须有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参加，然后由该委员会按月将发行准备情形公布，这样才能使人民信任新币，通货才不会膨胀。”立法委员唐国桢认为：“关于监理委员会没有人民代表参加，有之也多系官商富豪，所以我主张监理委员会一定要有民意机关代表参加才是合理。”立法委员丘汉平认为：“发行准备监理委员应该规定与财政金融界无关系的人士担任，更不可以上海市一隅人士代表全国。”立法委员周雍能认为只有增加人民代表的成份，才能增强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这些质疑也是表达了对金圆券改革程序的不满。
蒋介石曾经批评宋子文、贝祖诒、俞鸿钧、张嘉璈等人不敢勇于任事，以推行他久已主张的币制改革。实则是他们深谙要成功推行币制改革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当时是否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虽然金圆券改革之时，当局者也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可为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宣告失败了? 这与币制改革的先天条件不足有很大关系，再加上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跟进，更加剧了失败的速度。虽然金圆券改革之时，王云五曾信誓旦旦地预期平衡岁入岁出和平衡国际收支的希望。但在当时整个军事、政治及经济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币制改革一旦沦为政治强权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偏离经济运行的轨道而陷入绝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