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节，结伴去郊外远行的人多了起来，他们多称自己为“驴友”。这个名称中的“驴”取“旅”之音，表达的是旅游的意思，与真正的毛驴并无关联。有趣的是，毛驴作为交通工具，在我国历史上留存了很长时间。
在唐宋时期，不少诗词都记载了诗人们骑驴的往事，即便是在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逐渐出现的民国时期，仍有不少人选择骑驴而行。尤其北京城古迹繁多，文人云集，文人们骑驴而行成为当时北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还在读书的梁实秋曾骑着毛驴上学；中国近现代女作家石评梅约上三五好友一起骑驴到颐和园游玩；朱自清的日记中就曾记载他骑驴到潭柘寺游玩的滑稽场景；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到北京周边以及北京城之外考察古建筑时，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们骑着毛驴远行，可谓名副其实的“驴友”。
朝阳门南小街曾有赶驴桥胡同
提起毛驴的身世，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在我国，最早饲养毛驴的，是西北边疆一带的少数民族。西汉初年，毛驴因为数量少，一度是贵族阶层的专属。西汉初年的陆贾在《新语》中，就将毛驴与琥珀、珊瑚、翠玉等并列为“宝”，可见其名贵的程度。汉武帝时，毛驴还被视为“奇畜”，放养在皇帝的花园：上林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此有过如实的记述。
东汉时期，汉灵帝刘宏喜欢毛驴，尤其喜爱纯白的“一身雪”的白毛驴，高兴时他就坐上四匹一身纯白毛的毛驴驴辇兜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一身白雪”的毛驴比马还珍贵。
魏晋时代，“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一个癖好，只要听到驴叫，就高兴得不亦乐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王粲不幸病死，时年41岁。曹丕是王粲的好友，为了哀悼王粲，曹丕在亡友墓前献上对王桀最好的思念：率众一起伸长脖子学驴叫。
后来，毛驴渐渐增多，走出皇宫深院，来到民间农舍，驴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但没想到的是，因为驴的“皮实耐用”，它成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之一，一直为人类服务了数千年。不仅如此，它还与历史上的大诗人衍生出许多故事。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终身不仕，他最为经典的形象就是骑驴踏雪寻梅， 张岱的《夜航船》里记载，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
北宋宰相王安石晚年在南京闲居，每次外出既不骑马，也不乘轿，专骑毛驴，而且也不鞭打驴，驴走到哪儿他就去哪儿。南宋诗人陆游也是骑驴客，他从抗金前线被迫返回成都，骑的就是驴，途中写下“细雨骑驴入剑门”的诗句。在文人的演绎下，骑驴成为“归隐”的代名词，许多文人书画，都以骑驴为意象抒发自己的情怀。
毛驴在人们生活中留下了很多痕迹。在北京城，曾有一座石桥，就是因为驴而命名：赶驴桥。这座石桥在朝阳门南小街附近，位于方巾巷至顶银胡同拐弯处，始建于明代。当时东边是贡院，每逢考试，便有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进京赶考，这些学子出门的交通工具大多都是毛驴，因此在顶银胡同石桥旁就有一些养驴户，后来，这座石桥得名“赶驴桥”，附近的胡同也得名为赶驴桥胡同。后来，北京市调整地名时，赶驴桥胡同并入顶银胡同。如今顶银胡同向北与东总布胡同相交的那段支巷，就是当年的赶驴桥胡同。
梁实秋骑驴上学 石评梅骑驴逛颐和园
清朝末年，虽然出现了汽车、人力车等交通工具，但毛驴因其价格低廉、使用方便、易于豢养等优势被很多人所使用，北京城里常见毛驴作为交通工具。
梁实秋很小的时候就有骑驴的经验，他在《北平的街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从前皇城未拆，从东城到西城需要绕过后门，现在打通了一条大路，经北海团城而金鳌玉，雕栏玉砌，风景如画。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我小时读书清华园，每星期往返这条道上，前后八年，有时骑驴，有时乘车，这条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上世纪20年代，颐和园对骑马或者骑驴的游人并不禁止，因此雇一头矮小的小毛驴，慢悠悠地在园内溜达，是常见的消遣方式。石评梅（1902年-1928年，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散文集就记载了她与几个朋友相约，去颐和园骑驴的故事。当时，他们派一个叫揆的同伴负责打前站：雇驴。黄昏时分，石评梅和朋友们来到万寿山时，揆已经雇好驴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个同伴梅隐许久不骑驴了，当她跨上鞍去，一扬鞭，驴子便飞跑起来，几乎把她掀翻在地。石评梅选的那头驴子的腿脚有点伤不能跑，只是慢慢地走。不一会儿，梅隐和揆并骑赛跑，而石评梅的驴只能在后边一瘸一拐地走着。
当石评梅终于追上梅隐和揆时，他们早已坐在草地上休息。天快要黑时，他们整理好驴鞍，翻身上驴。这次，梅隐没有扬鞭策驴，而是和石评梅一起骑着驴慢慢走。大概晚上七点多钟，他们将驴停在卧佛寺门前，离开已浸染在红霞中的颐和园。
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年-1968年）是一位经济学家、摄影家，在1908年到1932年期间，他四次旅居中国，对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进行调查。他先后拍摄了总共5000幅左右的黑白照片，有很多照片就记录了包括北京城在内的各个城市里中国人骑驴出行的情形。他自己去调查时，交通工具同样是毛驴。
朱自清骑驴到潭柘寺
民国时期，骑驴到京西郊区游玩，是普通老百姓的休闲方式之一。那时，出西直门，从万牲园（又称“三贝子花园”，今日的动物园），一直往西行，直到西山八大处。尽管交通不便，只有步行和骑驴这两种方式（由于毛驴的普遍存在，毛驴与马杂交而成的骡子也是当时常见的工具），但每逢周末，去的人非常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自清来到清华大学教书，他常骑驴到郊外去玩。他在《潭柘寺戒坛寺》（写于1934年8月3日）记载了他骑驴到潭柘寺的有趣经历。此前朱自清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他逛过潭柘寺没有，朱自清说没有。朱自清早就听说潭柘寺的名声，再加上驴夫的推荐，他就更加想去了。回去之后，朱自清就打听了一番如何走，最终，“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
朱自清来到门头沟后，打算雇一头驴，起初还担心雇不上驴，结果发现驴多的是，于是，他为了省钱，也为了逞能，选择了走路。“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头驴，如获至宝似地雇下，骑上去。”那一天风特别大，平常他骑驴就不稳，此时风一大更是祸不单行。风势太猛，使得驴夫要不时地用力将驴拉住，有一阵风太大，差点将驴吹倒了。
尽管有些狼狈，但此情此景，在朱自清眼里，却生出几分趣味来，他用幽默的文字描写当时手忙脚乱的场景，“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极是雅事；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要掏手巾擦干。当时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
在潭柘寺休息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朱自清和二十多人的游玩队伍一起雇了牲口去戒坛寺，这一次，朱自清骑的是一匹骡子，当时人们认为骡子比驴稳。欣赏完了戒坛寺，回去时朱自清骑的也是骡子，虽然不像去的时候那样艰辛，但这一趟，仍然让他吃不消，“回到长辛店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
梁思成林徽因骑驴找古建
1931年至1937年，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跑了200多个县，调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交通工具自然就是常见的毛驴。林徽因文集里就有一张林徽因骑驴的照片，这正是她到西山碧云寺考察时所拍。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骑着毛驴来到山西五台山脚下的豆村。当时，正是黄昏时分，这个偏僻村落背面山坡上的一座外形奇特的大殿映入他们的眼帘。巨大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显示其年代之久远，他们开始了测量与考据工作，他们惊喜地发现，大殿的屋顶架构在唐代绘画里才有，而大殿的塑像、梁架、斗拱甚至壁画、墨迹都传达出晚唐遗风。梁思成不无惊喜地断定，“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这就是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有分量的唐代建筑，梁思成称它为“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
对于梁思成、林徽因的艰辛，作家萧乾曾有生动的描述： “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