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1929年出生，6岁开始学钢琴，20岁就读中央音乐学院时被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选中，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合唱指挥家，随后又被选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柴科夫音乐学院进修交响乐、歌剧指挥，期间在莫斯科音乐剧院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郑小瑛先后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组建第一支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创建厦门爱乐乐团。2013年，郑小瑛离开厦门爱乐，在享受晚年生活的同时，致力于中文版歌剧的推广。
掰着手指头算了好几遍，也不相信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郑小瑛已经87岁高龄了。一身黑衣，脖子上搭着一条明黄底色的丝巾，声音洪亮，步履稳健。淡妆，皮肤有这个年龄正常的松弛和皱纹，却红润干净，最难得的是眼神，散发着清澈而坚定的光芒，如孩子般纯净。
3年前离开厦门爱乐后，郑小瑛便很少出现在舞台上了，这次来到北京是应沈阳交响乐团的邀请，为这个年轻的民办乐团执棒，参加国家大剧院两年一度的交响乐之春。到北京的第二天一早，郑小瑛就在大剧院接受了一个电视栏目的专访，她化完妆坐在椅子上，耐心配合工作人员试话筒、调试画面，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年轻人们忙忙碌碌，像看着自己的孩子。
听着她的讲座认识歌剧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歌剧和交响乐在中国遭遇寒冬，人们对高雅艺术的认知几乎为零，当1978年中央歌剧院复排歌剧《茶花女》时，担任首席指挥的郑小瑛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痛彻心扉”，“歌剧《茶花女》最开始有一段非常优美凄婉的序曲，表现作曲家对茶花女命运的同情，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欣赏环境，但是观众席里闹哄哄的，还有吃瓜子吃榛子的，我们根本没法开始，因为人们压根不知道乐池中有人要演奏了，以为大幕没有打开就没有开始。演出中间还有人趴到乐池边上问，‘这是什么戏啊？怎么一个劲地唱不说话啊？’还有人说，‘你看这里还有个人打拍子呢，怪不得那么齐呢！’”
郑小瑛知道仅仅心痛是没有用的，她尝试开演前拎个小录音机到处吆喝，告诉大家跟她走可以听到歌剧欣赏的讲座，于是她身后的人越来越多。就这样郑小瑛演到哪讲到哪，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观众头一天不知道有讲座，第二天再买票接着听的。郑小瑛像导游一样引导着人们走进经典音乐世界，一讲就是40年，“现在还有听众跟我说，我是50年前听到你的讲座才明白歌剧是怎么回事的，现在我是个爱乐者。前几天还有一个副市长对我说，他30多年前还是大学生时听过我的讲座，一定要对我表达感谢。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这样看重一场演出和讲座，但当几十年后，有人站在我面前说我对他的人生有影响时，我特别感慨。”
郑小瑛说自己一辈子的工作就是普及和分享音乐，尽管一路艰难，但她坚信“阳春白雪，和者日众”。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音乐风靡一时，对交响乐歌剧等集体表演艺术冲击很大，“港台歌星一个晚上几十万，一部歌剧的主演除了很低的工资外补助只有每场5块钱，这种不公平让大家消极怠工，一些文化部直属单位干脆都不演出了。”郑小瑛看不下去，她想让孩子们知道除了流行音乐还有其他经典音乐，于是在她的号召下一些女音乐家走到了一起，新中国第一支女子志愿者乐团“爱乐女”成立了，因为是自发组成的乐团，没有资金和政府的支持，最惨的时候连排练的地方都没有，就借别人的地下室，有一天下雨地上都是水，她们就搬了几块砖头，踩在砖头上排练。女乐手们带着大提琴挤公共汽车，郑小瑛骑着自行车顶着北风去排练更是常事。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7年时间80多位艺术家不计报酬地演出了近300场。
在厦门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乐团
年轻时郑小瑛是登山爱好者，每次出行都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披荆斩棘为大家找路，在交响乐歌剧事业上，她也担当的是这样的角色。上世纪90年代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的郑小瑛因为不满当时铁饭碗、大锅饭的分配体制，愤然离开自己最深爱的舞台，而现在看来她的艺术生命最精彩的华章也正是离开体制的那些年。
1997年郑小瑛接到厦门政府的邀请，提出可以按她自己的想法组建一个乐团，她毫不犹豫就去了，但就在去之前的一次体检中，郑小瑛被查出患上了直肠癌，这也没能让她停下脚步，做完手术就来到了厦门。“当时在厦门一个熟人都没有，也没有稳定的经费，我没有提任何个人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用理想和希望来安抚大家。”郑小瑛回忆当年厦门爱乐的创建过程依然很兴奋，“我们的乐手都是刚刚毕业的孩子，很单纯，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许诺你们有高工资，或者可以出国，但可以保证在艺术上有收获，努力为大家争取合理的报酬。”
在这样一个健康单纯透明的环境里，厦门爱乐成长迅速，15年间演奏了1200场音乐会，把一部表现客家人奋斗史诗的交响乐《土楼交响》带到11个国家80多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