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梦华录》 穆儒丐 著 北京出版社
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苦闷
穆儒丐的写作体现出一名作家最起码的良知，那就是当鸡蛋与墙碰撞时，他坚决地站在更弱的那一边。
虽然遭遇太多的黑暗，穆儒丐却不肯麻木、不肯沉沦，他笔下没有肮脏的描写，没有轻佻的挑逗，他对人性缺乏信心，却能免于玩世不恭。他讽刺议员、将军们的无耻与虚伪，看不起同僚的与世沉浮、毫无准则，鄙夷小市民的唯利是图、定力不足，但他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一切，只能寄希望于草莽人物身上偶尔闪现出的人性光芒，并将其加以夸大。
“但是这些熙来攘往的人，穿着极美的衣服，坐着极好的车辆，究竟他们在社会上是做什么的？高高兴兴地出来，有什么目的呢？……社会上什么东西是他们创造的？社会上的文明，哪一样是由他们振兴的？他们在社会国家里，究竟是有什么意义？”从这段疑问中，可以看出穆儒丐深深的困惑。
在日本留学时，穆儒丐也曾激烈过，“什么事都喜欢新的，那时候我骂中国的东西，比现在的青年还厉害呢”。当时日本是革命党的基地，可作为旗人，穆儒丐不可能被主张暴力革命的同学接纳，穆儒丐曾写道：“当时是最流行的，崇拜孙文、黄兴的人，谁不天天说两句‘杀满奴’，嘴里头自要有‘满奴’两个字，便算革命党人，在会馆里，也可以当一名干事。”
或者正是因为这段挫折，使穆儒丐终生信奉改良主义。
不被革命党接纳，而自知改良又无法成功，故穆儒丐的小说虽然写得很有切肤之痛，却流于发牢骚。
他痛骂：“想一想那些女工劳动十二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圆的报酬，而她们所制造的成绩品，便是一点生产事业不做在国家社会里横行无忌军人丘八所穿的制服。当他们穿上这身制服，他们绝不想一想，这是无数可怜的贫女，为了六枚铜圆的代价，替他们制成。他们穿了这身制服，居然跻登社会上最高的阶级。也就因为有了这身制服，他们便能把给他们缝制服的人，看得没有一条狗有价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们身上，便如给虎添翼。”
可除了骂，穆儒丐也拿不出实际的办法。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插图
被日寇利用
1937年至1938年，穆儒丐连载了他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这本书写到努尔哈赤兴兵，以及皇太极移居沈阳，奠定皇朝基业，小说最终以八旗入关、吴三桂投降为止。
为了写好它，穆儒丐参考了大量历史典籍，力求真实，但字里行间掺入许多肤浅议论，宣扬了狭隘的民族意识。穆儒丐这么写，体现出他经历多年困惑之后，思考而来的结果——既然找不到解决方案，那么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英雄、伟人身上，期待他们来拯救危局，实现平稳改良。
此外，在穆儒丐的思想深处，确有遗民情结，对前朝颇为留恋，他曾写道：“再说前清时代，科考举子，任是贫富，都是衣冠中人，一个个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读书种子，国家社会，都知道另眼看待。如今无论考什么，也见不出什么体面来，纯粹是饭碗问题。社会的组织变了，读书人自然没有从前有价值。”
《福昭创业记》是穆儒丐此生写的最长的一部小说，共计40多万字，却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旧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从写作技术上，堪称是全倒退。
然而，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穆儒丐的这本小说恰好能被政治利用，故伪满洲国立即开动宣传机器，全面鼓噪，并授予这本小说“民生部大臣赏”，该书1939年正式结集出版，1986年，该书曾经再版，但只是删节本。
穆儒丐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悬念：他与傀儡政权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他甘心充当其吹鼓手？伪政权倒台后，他为什么能逃过法律的惩处？有了这段说不清的履历，他又是怎么在后来历次运动中过关的呢？
虽然有《福昭创业记》这样的乱流，但穆儒丐很快又回到了原来的创作轨道中，1941年至1942年，他完成了新的社会小说《如梦令》，描写健锐营乡亲们进城后，被生活所迫，最终不得不卖儿卖女，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也是穆儒丐最后一部社会小说。在小说中，穆儒丐哀叹道：“社会是什么？伦理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了。”
此时，穆儒丐似乎已经放弃拯救的尝试，甘心将一切视为宿命了。
他从历史中走失
1945年，穆儒丐回到北京，此后的人生轨迹成谜，经著名学者张菊玲等先生多方考证，目前可知大概：回京后，穆儒丐见人只称自己的汉名宁裕之，他一度沉迷于八角鼓、单弦等曲艺，写了很多作品，集于手稿本中，被友人珍藏，其中一首题为《自遣》的七律这样写道：
苦茶一盏代白干，饭后能拧一袋烟。
老眼不花书细字，闲情有寄校芸篇。
文章西汉难追企，乐府东篱尚可攀。
高歌一曲调元气，今日才知乐尧天。
张菊玲先生认为这首诗其中深含隐忧。1953年，在张伯驹先生的介绍下，穆儒丐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令人意外的是，在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竟无一本提起穆儒丐。
一方面，文学史是一个遴选、建构的过程，选谁进入，便意味着授予其地位与身份，这其中包含着权力的运作过程，而穆儒丐处境不佳，他主要影响在伪满洲国，作品多发表在敌伪报纸上，而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穆儒丐的写作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基本没响应过主流文学界的任何号召，虽然穆儒丐的小说也有社会批判、反思民族性等方面内容，但与严肃作家们往来太少，被视为圈外人，而在通俗作家中，穆儒丐的小说又显得过于沉重，不够轻松、刺激，不适宜休闲阅读。
因为不好定位，致使穆儒丐的文坛地位被彻底忽略，此外，穆儒丐的作品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硬伤，有特色，但难称是佳作。
穆儒丐的小说多来自真实事件，在情节上构思不足，显得过于呆板和潦草，人物漫画化，性格没有变化过程，此外作者对议论过于自信，经常派主人公发表一番不切实际、不顾情境的道德教训，伤害了作品的真实性，此外穆儒丐的幽默藏得不够，相比之下，来自底层的老舍也是旗人作家，却更善于板着脸说笑话。
穆儒丐小说的优美来自细节，语言生动，刻画细腻，但整体上捏不起来，读者可以轻松读完，却很难留下深刻印象。毕竟穆儒丐的创作是新文学发端初期的写作，相对幼稚，缺乏整体感，且穆儒丐的作品都是边写边连载，不易写出精品。
但，穆儒丐仍不失为一位风格作家，他的小说是清末民初之交北京社会动荡的精彩记录，堪称并世无双，仅此一点，穆儒丐便不应被遗忘。
1961年2月15日，76岁的穆儒丐与世长辞，据一些见证者说，他身后“无嗣”，但也有人称，他有儿有孙，孙子叫宁俭，究竟谁是谁非，尚无公断。据同好称，穆儒丐晚年曾写过岔曲《敬爱的毛主席》，但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