瞅着一个个“蹿天猴儿”伴着尖锐的啸声在空中炸响，仰望深邃的夜空，我会想，住在天宫上的玉皇大帝是否也在过年？他会不会也给土地爷一点儿压岁钱呢？
日子过得是真快，这不，转眼又将至新春。对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我来说，能见证北京这座古老都城半个世纪以来年味儿的变迁，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一提起过年，我马上会联想起北京的大杂院，因为当时北京人的生活是与大杂院密不可分的。我也是如此，因为我一多半儿的童年是在大杂院里度过的。
如今的人一提起大杂院这几个字，里外都会透出些鄙视和贬义，究其原因，想必是和大杂院的现状有关。凡走访过北京大杂院的人一定会留下几个印象，就是陈旧、拥挤、混乱……可我得告诉您，北京六十年代的大杂院完全不是如今的这般模样儿。虽然每个院子也住五六户人家，但大伙儿都拿这个院子当作自己的家，谁也舍不得去糟践它。
记得小时候我住的那个院子，家家户户都打理得窗明几净，各家的物品也码放得整整齐齐，谁也不会去占用别人的地界儿。北京人大多爱花儿，因此每家的窗台儿上和房檐儿下都摆满了花盆儿，我那时不识花，但就觉得好看，特别是初夏时看见白色的蝴蝶在各色的花瓣中起着舞，都会着迷地看上好一阵子。
大杂院是藏不住秘密的，所以大伙儿也就都得诚实、互助且豁达，否则各家儿就没法儿相处。那会儿的人都不富裕，但大伙儿却不计较。就拿过年来说，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时代，人们表现出来的慷慨让今天的人难以理解，更别提去效仿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内心里总会珍藏着那份温暖和挥之不去的情怀。
我的姥姥是位最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她大字儿不识一个，但勤劳朴实、聪明能干。从腊八到除夕是老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腊八那天全家人是必定要喝八宝粥的。姥姥熬的粥是最正宗的八宝粥，每次喝粥时我都会留意去数熬粥所用的食材，但每次都会数糊涂了。
姥姥的手很巧，剪的一手好窗花。她能又快又好地剪出各式各样的图案。窗花剪好后，我会跟着姥姥挨着家给街坊们送去，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事情，因为回家时嘴巴里、口袋里、手里都塞满了街坊们送的各式吃食，足够自己享用一阵子的。
姥姥的面食做的也是一绝，炸排叉、蒸豆包、刻饽饽、包饺子样样精通。印象最深的是看姥姥炸排叉和蒸豆包。每到春节前，姥姥就会拿出看家的本事，在灶上支起一口大锅，招呼家里人一起来炸排叉。看着排叉在沸腾的油锅里变成金黄色，满屋子都荡漾着香喷喷的油烟味儿。炸好的排叉冒着热气被齐整地码放在白瓷儿盘子里，由小姨和舅舅们郑重地端着，去送给各屋的邻居们。当他们回来时，盘子里肯定会盛满了各家的特色食物：有北屋刘大妈做的豆包；西屋唐大哥做的肉皮豆酱；后院孙大爷炸的咸带鱼……
那时孩子们对过年的期盼，是当下的孩子没法儿理解的。对于那时的孩子来讲，过年就意味着有美味儿、充足的食物，有一身儿新的衣服，还会有鞭炮和花灯，当然还会有长辈们给的压岁钱。三十儿晚上，院子里的孩子们穿着新衣服，用细竹签挑着纸灯笼，在院子中间的空地上追跑嬉戏着。不时会有孩子的灯笼被蜡烛点燃了，于是这个孩子就会哭号着跑回了家。面对哭号的孩子，即使平时最暴躁的父母，在这一刻都会变得慈爱。不消片刻，这个孩子就会挑着一盏新的灯笼奔出家门。
那时的我不敢放“二踢脚”，只会放“蹿天猴儿”。瞅着一个个“蹿天猴儿”伴着尖锐的啸声在空中炸响，仰望深邃的夜空，我会想，住在天宫上的玉皇大帝是否也在过年？他会不会也给土地爷一点儿压岁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