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梁鸿：每个人都必经从少年梦想的幻灭到千疮百孔的中年
广州日报：作为“梁庄的女儿”，您在《神圣家族》里有没有一个对应自己的人物？海红吗？你觉得海红代表了怎样的一种存在？
梁鸿：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暗暗相对应的人物吧，在《神圣家族》里，可能海红的身上有点我的影子。她是一个懵懵懂懂在吴镇上生活的人，在吴镇上度过自己的少女时代。从人物设置上来说，海红在《神圣家族》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她既是一个外部的观察者，也是内部的生活者；既是一个体验者，也是一个彰显他人存在的人；既是吴镇里的人，也是吴镇外的人，通过她的眼睛看到其他人的生活，但她并不完全对应我。
广州日报：贾樟柯、柴静等人都是县城出身，曾经自称为县城少年（少女）。在您看来县城少年（少女）有什么特质？
梁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称县城少年（少女）为城镇少年（少女）可能更为恰当。县和镇具有同构性，在传统和现代交织下存在。城镇里诞生和成长的这些年轻人，尤其是“70后”，他们和纯粹大城市以及纯粹乡村的青年有所不同，通过他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内部的细微变化和生活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广州日报：你在本书中描写了一类小镇知识青年，比如杨凤喜、明亮等人，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有斗志，追求成功也屡屡碰壁，在您看来，他们的生存是否也是小镇命运的某种彰显？
梁鸿：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和命运并非是小镇命运的某种彰显。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少年的那种纯粹精神的幻灭，进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年。人生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的：从年少飞扬的少年到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再到庸常现实的中年，这大概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具有普遍性，并非只是小镇的命运。当然，小镇具有某种守旧性、因循性，作为这些人物命运的一个必要背景。
广州日报：现在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很多都是“异乡人”，回到故乡也依然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如何和故乡“和解”？
梁鸿：和故乡和解，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故乡”，它可能是你少年时期的故乡形态，我们心中的故乡是既破败的又温馨的，你既希望它发展，又希望它保留那时的形态，而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故乡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个失落的存在和记忆，永远无法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