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死忠粉”，把音乐也写成了诗
“把音乐写成诗”，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比喻，但在舒曼手中，诗的句法、韵律和意象跳转，真正地被融入到了古典乐中。这种极具辨识度的音乐创作风格，源自于舒曼骨子里的“文青”血液，更来自于当时浪漫主义的时代风向。
舒曼生在19世纪初的德国，当时正好是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海涅的抒情诗风靡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位酷爱文学的书商，自己写过小说，还翻译过拜伦的诗。音乐和文学，是舒曼从小就同时接受、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他7岁前就开始作曲，但他受到的文学启蒙恐怕更早。到了中学的时候，熟读歌德、拜伦、霍夫曼等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舒曼，已经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写下了3部戏剧、两部长篇小说，自编了一本抒情诗集。
浪漫主义文学对舒曼音乐创作的影响，从他20岁左右写的钢琴套曲《蝴蝶》就已初见端倪。他曾写信给母亲，让她去找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让·保罗的小说《年少气盛的岁月》来看，因为《蝴蝶》试图描绘的就是小说结尾处化妆舞会的景象。不过，邹彦指出，舒曼作曲中的文学表达，与柴可夫斯基那种“音乐-情节”一一对照的叙事风格不同，舒曼的表述更自由跳脱、富于想象力。在《蝴蝶》中描绘的刚刚从蛹中破出、向八方飞去的小蝴蝶，是他自由翱翔的乐思的具象化，同时也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意表达。浪漫主义最初曾被贴上过病态、颓废的标签，恰如丑陋的蝶蛹，但在舒曼看来，它终究会孵化出美丽的生命。
而舒曼自己写作的文风，更是自然地渗透到了他谱写的乐曲中。写文章和写音乐对他而言，就好像熟练运用的两种语言，表述时不自觉的“双语思维”会让他在两个领域间自由穿插。他的旋律没有传统的变奏，以方整的二小节、四小节、八小节乐句为主，从一个意象连接至下一个意象，非常像是诗歌的语法。在音乐中埋藏一些“文字游戏”也是他喜欢的做法，比如《Abegg变奏曲》就是以ABEGG这5个字母对应的音符来做主题，再进行种种变奏。舒曼作曲的另一大特色，是擅长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他是名副其实的音乐肖像画家。在《狂欢节》中，21个小标题区分开21个人物小品，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小丑、卖弄风情的女人，以及许多真实的人物——作曲家肖邦、帕格尼尼，妻子克拉拉……这些名字，实际上也组成了对舒曼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群像。
舒曼还是个高水准的乐评人，眼光独到，文笔一流。他24岁时自己创办了一份《新音乐杂志》，一个人取了十几个笔名，撰写了大量乐评、杂谈，虚构出一大帮评论家各抒己见的热闹情景。他形容肖邦的音乐是“藏在花丛里的一尊大炮”，说勃拉姆斯是“未来的雄鹰”，是“湍急汹涌的洪流，直往下冲，终于汇成了一股奔泻的飞沫喷溅的瀑布”，对莫扎特、门德尔松、贝多芬的评论至今读来也是十分精彩的美文。这种注重主观感受、画面描述的乐评在当时是颠覆性的，有力地推进了浪漫主义乐派的发展。无论是音乐，还是乐评，舒曼用他诗人的笔触，记录下时代对他的影响，也用他自己的创作影响了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