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现在接戏的标准有哪些？
陈宝国：首先，我选的剧本它是否能够感动我，里面是否有真正的真情实感，能够让你感动的。我是第一个读者，它感动我了，我才有可能去动真情，我动了真情，我才能很真诚地去对待这个角色。不要忘了这是艺术圣殿，永远不要以为这是个胡同，是个步行街一走而过。你一走而过，那你本人也就一走而过了。第二，选我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那么我演了一个工人，不等同于以后其他角色我就永远演工人，工农兵我都演过了，下面我会演一些其他的角色，《北平》里面我就不是一个主要角色，写了那么一个难定性的人物徐铁英。这部戏没有主角，它是个群戏，挑来挑去，银行家、父亲、军人我都演过了，徐铁英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视线。在这之前我演了一个英雄系列，一口气演了四个正面人物，我像要演一个反派，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以为我的选择是对的。大家第一反应觉得，怎么会是他，他怎么是这样，演员不就是这样吗，一人千面，还是千面一人，天地分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北京晨报：入行三十多年，您也是名副其实的常青树了，现在看来保鲜艺术生命的秘诀是什么？
陈宝国：我第一部戏是三十多年前央视拍的，就是一个小生形象。那时候没有偶像之说，他作为“文革”之后新文化时期，它具有反派仪式的热血青年，是观众久违了的。演过之后我就在想，还有很多这样的角色会来找我，会马不停蹄，很忙，演的也很轻松，耍个酷玩个帅。但这个会很可怕，因为我想当一辈子演员，我喜欢演戏，但是怎么演、演什么，这要靠你自己想。我就去演了那个“玻璃花”（电影《神鞭》），后来我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华美的转身，我把我当时的小白脸形象改了，把头发剃掉、暴瘦、留着胡须，然后就在里面去演那么一个人物。当然我一直觉得他是我演得最好的角色，因为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真理：演员要怎么做？做演员很容易，这个行业门槛很低，知名导演在大街上拉一个人就可以演片子，而且一下就可以火，后来呢，一些人未必想到后来，他们觉得做一次就可以了，过瘾了。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我想的是我要做一辈子，所以那次转身我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有那十五年，才有后面的十五年，那么三十年就这样过来，如果我没有这个转变，那么我演五年、十年就过去了，可能就不会有这次谈话了。
北京晨报：那您这些经验经历，会给陈月末（陈宝国之子）在他的演戏之路上有些指导吗？
陈宝国：我很少跟他讲表演，这个不要讲，这个是没有用的，你跟他讲一千遍不如他自己去做一遍。因为他跟了我一部《老农民》，我说不管谁的戏，到现场前，你先把剧本吃透，你吃透多少是多少。你带着你对剧本的理解，投入你的创作，你再看这部戏别的演员是怎么理解。最后演完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了三遍。那我觉得他就是亲身感受，那么他知道何为演员、何为表演、何为创作、何为方法，他未必马上能上身，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他一笔财富，我们也都是这样。
高满堂首写“二战”题材
由高满堂编剧，王雷、陈宝国主演的“二战”题材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于近日在上海杀青。该剧改编自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及其同事无私帮助犹太人逃亡的真实故事，讲述了1938年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以普济州为首的外交官们，顶住重重压力，冒着巨大风险，为犹太难民办理签证的故事。
剧中，王雷所饰演的普济州出身外交世家，“普济州虽然不是一位典型的英雄主义人物,但身上散发出了小人物的可贵光芒。这个角色有点像功夫熊猫，一路坎坷，经过师傅的指点，最终完成了自己人性上的升华。”而陈宝国则饰演普济州的师傅鲁怀山,军人出身,豪气而充满正义感的他,迫于压力只能暗中帮助犹太人,并时刻对鲁莽的普济州进行着帮助和指点。
对于新作，高满堂表示，这虽然是自己首次尝试“二战”题材，但写得酣畅淋漓，“今天我们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写一个真实的、让中国人赢得国际尊重的故事，我们还是写得晚了”。高满堂还直言创作此剧时他是愤怒的，“抗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却变成了娱乐的内容，那种精神胜利法更是要把后代的记忆搞坏了。我很愤怒。这是我第一次写‘二战’题材，我觉得必须要做一个同类题材的片子，以正视听。”谈到与陈宝国的合作，高满堂透露，“每次我们合作，都反复交流，甚至提纲阶段他就介入创作，我觉得我们合作是有化学反应的，有无限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