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高晓松在微博上公布了两项自己的新动向，一是加盟阿里音乐担任董事长，一是筹建私人公益图书馆。很快，高晓松治下的阿里音乐风生水起，在这数字音乐正版走向规范的一年，阿里音乐在数字音乐市场上俨然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图书馆计划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吊起了不少爱书人的胃口。
11月底，这家命名为“杂·书馆”的图书馆低调开张，尽管其宣传不过是高晓松在微博和《晓松奇谈》节目中吆喝了两句，便引来不少读者探访。上周末，在好奇心驱使下，笔者也去“杂·书馆”体验了一把。
“杂·书馆”采取预约制，只有提前在网上预约持身份证才能获准进入，加上地方有些偏远，“杂·书馆”对来访者提高了一些门槛，这也使得这里没有沦为一个嘈杂的旅游点，登门者都是真正的爱书者。驱车奔朝阳区崔各庄乡，离开熙熙攘攘的街市，不知拐了几个弯，道路越来越狭窄，两侧是熟悉的城乡结合部的模样，若是没有高德地图的导航，此地恐怕真是不太好找。“杂·书馆”的外观也比较简朴，人字形的屋顶和红白两色的外墙，让书馆从外看去与园区里的普通仓库无异，走入玻璃门，却俨然是另一番世界，高耸及顶的书架上，琳琅满目地排列着各类图书典籍，清净无扰，人也不多，读者或站或坐，徜徉于书海之间。与屋外街巷的世俗之景相比，这里可真算是世外桃源。
“杂·书馆”共有国学馆和新书馆两栋独立的建筑，新书馆藏书二十余万，虽曰“新书馆”，但这只是相对于国学馆里那些线装古籍而言，与如今流行读物相比，它们确实旧得很。笔者在书丛中随意翻看了一下，发现不少书籍都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其中一些图书，特别是人文、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许多在市面上难觅。一本1977年出版的《吕后其人》，封面标注着“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研究所”撰写，书中为了配合当时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环境，整理了大量吕后篡政的史料，具有很强的年代色彩。类似这样的书籍还有不少，从进门处完整排列的“经史子集”，到馆内专门设置分类的中国哲学、鲁迅著作、太平天国、艺术品图录等，书目的选取和编排无不体现了藏书者和编辑者的价值取向，与那些充斥着教辅书、畅销书的商业书店迥然不同，也看不到健康养生、成功学之类的世俗读物，“杂·书馆”在海量的藏书与公益性质的开放同时，悄然树立着自己独立的风格。
另一间国学馆则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文化学识要求，其中包括线装古籍馆、晚清民国期刊馆、民国图书文献馆等，民国的报纸、皇帝的圣旨、民国的大学教材，抗日战争的作战纪要……其中众多馆藏未公开著录，而名人信札手稿馆尚未对公众开放，高晓松解释的原因是：“涉及个人隐私太多”。
“杂·书馆”与国内最大的旧书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位于同一个园区内，可见二者之间的渊源，但管理员告诉我，“杂·书馆”并非孔网的书库，其藏书来源于好几位私人藏家30多年来的收藏积累。收藏家们在结识高晓松后，建立民间图书馆的意向不谋而合。连高晓松也在《杂·书馆序》中称赞，识得这些藏家，“乃知浮华浪掷如当下，仍有大隐于市，不坠青云之志。”高晓松担任馆长的确为“杂·书馆”起到了很好的名人效应，但名人效应最多也是一时之风，能够长久吸引人，靠的是图书馆内真金不换且无法数字化的海量藏书与阅读体验。
现今不少文化名人、高校教授喜好于对公众的文化普及与教化，但其中不少却是夸夸其谈，卖弄学识，自说自话。高晓松领衔的“杂·书馆”让人看到文化名人在公众领域的另一种作用，即通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创建一种阅读与崇尚知识的氛围，引领一种爱书求知的文化风尚。一切都好，只是这“杂·书馆”实在有些偏远，对许多没有汽车的年轻书友而言，交通多有不便。北京已经是中国的文化之都，现在还积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不知有多少图书藏家与藏书隐匿于市井之间，未来能否将其与公众对接，在三环内、二环内、学校边、小区旁，闹中取静，拥有更多抬脚可达的民间图书馆？期冀北京能有更多“杂·书馆”向公众敞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