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
斯文·赫定，瑞典探险家、作家，楼兰遗迹的发现者。
胡适和林语堂确获提名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已经公开的资料，第一个获提名的中国作家是胡适，提名时间是1939年，提名他的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右图）。赫定在1938年提名了赛珍珠，1940年赫定又提名林语堂（赛珍珠作为曾经的获奖者也在同年提名林语堂，1950年赛珍珠再次提名林语堂）。由于目前能够看到的官方材料只到1964年，除了已获奖的莫言外，有据可查的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籍作家只有胡适和林语堂两位。
除了以上几位作家，这些年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老舍和沈从文曾入围过诺贝尔文学奖最后5人名单。其中“老舍获得诺贝尔奖”的说法更是扑朔迷离。
曾有传言说，老舍在1968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后5名候选人名单中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当时中国正是“文革”，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后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这一说法提到了两个相关人士：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萧乾的夫人文洁若。但后来的资料表明，这两个人与传言中的说法有出入。这也使得老舍与诺贝尔奖的故事如同日本电影《罗生门》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
“瑞典大使文化参赞”一说来自于日本学者藤井荣三郎，但藤井后来在给中国学者傅光明的信中澄清说，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并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藤井说的是：他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
另一说法中，文洁若说是从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口中听到的，但艾笛却说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瑞典学院唯一懂中文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的说法是，确实有几位法国的汉学家提名老舍，但由于当时只有《骆驼祥子》和《离婚》被译成英文，而且《骆驼祥子》还用一个幸福结局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所以不可能进入终审名单。马悦然的说法也有问题，1966年前出版的老舍小说的英译本，除了《骆驼祥子》和《离婚》，还有1951年翻译出版的《四世同堂》缩写本、1952年的《鼓书艺人》以及1964年的《猫城记》。
这些说法中最值得推敲之处，就在于老舍去世的消息是否不被外界所知。有资料表明，尽管当时中国处于“文革”中，但西方社会还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老舍去世的消息，只是细节有出入。法国著名的老舍研究专家和作品翻译家保尔·巴迪（Paul Bady）就曾向中国学者介绍说，海外第一家发布这个消息的是香港一家英文报纸《香港之星》（Hong kong star），发布时间是1966年10月1日。这家英文报纸的“快讯”栏目透露，《骆驼祥子》的作者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后，被他们从一栋建筑物的窗户摔下，并将现场伪装成自杀。
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假设老舍没有去世，诺贝尔文学奖也授予了他，在当时的环境下，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命运呢？
沈从文与诺贝尔奖的故事相对简单，关于他获奖的消息几乎全部来自瑞典汉学家马悦然。马悦然是沈从文的瑞典知音，他很早就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但直到1987年，他的译笔完全老到了才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代表作在瑞典被翻译和出版，也是当年瑞典文学界的盛事，那时马悦然已经是瑞典学院的院士了。因为对沈从文的钦佩，马悦然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在多个场合指出：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87年，沈从文进入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沈从文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马悦然还说，1988年如果沈从文不辞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中国就将诞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过这种表述也只是马悦然的个人言辞。沈从文最终没能等到当年的投票结果产生，于1988年5月10日辞世了。因此，关于他是否差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一个谜。
鲁迅婉拒提名 “冷眼”看诺奖
进入21世纪，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各种消息、故事层出不穷。与当前的热闹相比，将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就有作家对这个奖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他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委婉地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这是怎样一回事？这还得说回到斯文·赫定。提起楼兰古国，不少人应该知道他。他就是发现楼兰古国遗迹的瑞典探险家。1890年到1935年，赫定5次到中国探险，1905年他第三次出征的时候，已被选入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12年和1913年他连续两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于1913年入选瑞典学院院士。赫定终身未娶，他打趣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婚了。
正是出于对中国的感情，1924年，他从北京写信给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请他推荐一位合适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本汉在回信中提到，可以请正在法国的一位北京大学的年轻教授刘半农，推荐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1927年9月，在北京大学教师魏建功的婚礼上，刘半农向台静农转达了斯文·赫定希望提名中国作家的意愿，刘半农本人认为，鲁迅是最合适的人选，后来就有了那封著名的鲁迅写给台静农的回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 我感谢他的好意， 为我， 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 梁启超自然不配， 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 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 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 格外优待从宽， 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 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 结果将很坏。
这封信写于1927年9月，其时47岁的鲁迅刚刚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经历着人生前所未有的彷徨。同月，他离开广州到上海，之后，无论生活还是创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的9年，鲁迅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把精力都投向了杂文创作。在“文学家”和文化战士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因此当年鲁迅坦然地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是在情理之中。
对于当时中国文坛的估量和评价，鲁迅也并没有刻意贬低。1927年，茅盾还在“从牯岭到东京”逃亡的路上，老舍还在英国教汉语，巴金刚刚启程到法国留学，曹禺在读中学，张爱玲7岁，萧红16岁，沈从文还在北大作旁听生，刚刚起步1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确还是个孩子。
88年过去了，中国人不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还获得了一向不敢奢望的科学奖，但鲁迅这封婉拒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信依然值得人们学习：其一是学习他对待诺贝尔文学奖不卑不亢的理性态度，二是像他一样对自身、对中国文坛保持一种谦虚、冷静的考量。正如鲁迅所言，如果不沉下心来真正留意文学的发展与得失，只是一味关注诺贝尔奖提名或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除了增长国人的虚荣心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